正当全球为美国挑起的关税战忧心忡忡，印度却显得异常兴奋，宣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近日，印商务和工业部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在孟买“印度全球论坛”上表示，关税战将利好印度。 他认为，美方针对中国的关税战会让投资人对中美两国产生疑虑，从而转向印度。 戈亚尔毫不掩饰对西方的示好，称美国、欧盟和英国的投资者会因“战略利益”选择印度，甚至将中国经济崛起归咎于“牺牲公平贸易”，试图为美国甩锅。

在中美关税战的背景下，印度是否真的成为“渔翁得利”的角色，需要从机遇与挑战两方面综合分析。尽管印度试图通过战略调整和政策推动抓住这一时机，但其实际效果受到多重因素制约，难以完全实现预期目标。

印度的“渔翁得利”论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供应链转移的预期。印度政府认为，中美关税战可能加速全球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而印度凭借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政策激励（如“印度制造”计划），有望成为替代选项。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甚至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并计划通过提高钢铁产能和降低关税吸引外资47。例如，美国对印度征收的关税（26%）显著低于中国（125%），这被视为印度的竞争优势。印度部分行业如制药、农产品（如海鲜和大米）因未被美国加税或税率较低，可能扩大对美出口。

二、地缘政治博弈的助力。

印度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的外交策略曾为其赢得一定空间。美国为拉拢印度对抗中国，在贸易谈判中给予印度一定让步，例如“Mission 500”倡议提出到2030年将印美双边贸易额提升至5000亿美元2。此外，印度试图通过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转移美国压力，并借机加强与美合作。

三、短期经济缓冲。

在中美冲突加剧时，中国曾承诺扩大对印度产品的进口（如菜籽粕），缓解了印度因美国关税压力导致的出口困境37。印度媒体也一度呼吁与中国合作应对美国霸权，显示出灵活的外交策略。

然而，就算机会真的来了，印度面临的现实挑战也非常大。一方面，印度供应链依赖中国：印度制造业严重依赖中国提供的中间产品，例如电子产品中70%的活性药物成分、手机核心零部件（如芯片和屏幕）均需从中国进口。若供应链中断，印度生产成本将大幅上升。

第二，工业竞争力不足：印度钢铁产量虽高，但良品率低，特种钢材依赖进口；汽车制造的本土化率不足，高端汽车钣金件进口依赖度达63%47。苹果在印度的工厂本土零部件采购比例不足15%，生产效率也低于中国。

第三、基础设施与政策瓶颈。

物流效率低下：印度铁路货运平均时速仅25公里，港口集装箱处理时间比中国多8小时，运输损耗率高达6.7%，导致企业成本增加4。政策反复与外资困境：印度频繁调整关税政策（如笔记本电脑进口许可制、手机零部件关税提高至22%），导致外资企业（如三星、小米）面临罚款和经营风险，被称为“外资坟场。

印度还面临社会与经济问题：种姓制度、土地改革滞后、基础教育辍学率高等问题制约工业化进程。女性劳动参与率仅25%，远低于中国等制造业强国。

更严重的是，莫迪政府还面临着贸易谈判压力：印度若对美妥协可能激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而强硬反制则面临出口萎缩风险。美国对印度农业关税（39%）的不满可能进一步施压，威胁1亿农民生计。

此外，印度的“投机主义”策略可能引发反噬：若过度依赖美国，可能丧失经济主权；若转向与中国合作，又需平衡边境矛盾和历史恩怨。因此，印度能否成为“渔翁得利”的赢家，最终取决于其能否通过结构性改革夯实制造业根基，而非仅靠外部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