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军旅画家范迪宽画集出版，女儿范春歌撰文回忆父亲

编者按：

历时三年，《范迪宽画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作为中国当代军旅画创作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原武汉军区美术创作的领军人，范迪宽为湖北现代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美术家协会、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精心策划编撰的《范迪宽画集》，不仅是对画家个人的深切缅怀，更是湖北美术史进程中那一代艺术家们珍贵的共同回忆。

著名画家周韶华、唐小禾、孙恩道为画册倾情撰写了纪念长文。范迪宽的家人对画册的出版表示诚挚的感谢，女儿范春歌也用文字深情的怀念了父亲。

《范迪宽画集》装帧设计精美大方，内容丰富，整体设计与画家作品相得益彰。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范迪宽艺术简介

(1932-1991) 籍贯河南汝阳县。中国当代军旅画创作领域代表人物之一。1947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跟随二野九纵队二十六旅前线战斗部队，在中原战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福建、广东、广西以及进军大西南等历次战斗中做战地宣传工作。为部队采写、编绘、刻印《前进》画刊及火线传单。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现四川美术学院）学习。朝鲜战争爆发，他被派返回原部队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0团，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4 年回国，同年二次入朝参加了举办朝鲜卫国战争胜利纪念馆的展览工作。1955 年调武汉军区政治部，负责中南地区部队美术摄影工作，并组织部队的美术、摄影创作。范迪宽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全军画展，多幅作品被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收藏。历任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联委员。曾两次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一次参加全国美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女儿范春歌回忆父亲

水随天去情无尽

——回忆亲爱的父亲范迪宽

文 | 范春歌

“天地间的万物都像人在晨祷时的心灵那样宁静，唯有从东方吹来一阵阵凉风，拂动着蒙着霜花的马鬃。当我驰进科依萨乌尔山谷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隐入白雪皑皑的山脊之后……”

随着老式录音机的缓缓转动，传来父亲朗读莱蒙托夫作品中描写要塞生活片段的声音，刹那间让家人热泪盈眶！一身戎装的父亲仿佛依然坐在我们中间，分享着全家人在周末常有的名著朗读时光。

这几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家人朗读文学作品的录音带，是父亲走后，母亲整理旧物时发现的，经在电视台工作的妹妹春雨找人重新翻录。

在父亲朗读的过程中，还隐隐能听见蛐蛐的鸣叫。那是为了更生动地表现作品中描述大自然的章节，父亲和母亲特地在军区大院逮来两只蛐蛐配音。配音结束后，又把它们送还大自然。

军人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军人。父亲这种特别的精神气质和艺术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

1932年，父亲出生在河南省汝阳县的一座古镇。

清澈秀丽的汝河绕镇而过，春天里早早绽放的桃花和杏花，绯红、雪白。美丽宁静的自然风光和安详淳朴的古镇生活是留给父亲最初的生命底色。

父亲曾告诉我，在他幼年的时候，他曾经从商的父亲有一次行脚到汉口，回家后给他讲述在中山公园见到的新奇动物，信手在纸上勾勒了一只栩栩如生的梅花鹿，令他特别惊讶。这只美丽优雅的梅花鹿，或许是他爱上美术的初始，美术为他拓展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在长辈眼里，他是家族中聪慧且温顺的长子。6岁时在位于孔夫子庙的校堂上学，凌晨去出早操，他的母亲不放心他独行，天天提灯护送到校门口。谁也没有料到，15岁时在河南省立第十中学就读的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竟与家人不辞而别，径自入伍。

那年是1947年。解放战争，炮火连天，山河动容。

父亲参军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编印战地小报，画宣传画，同时也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军人的壮烈，人民的苦难。

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对军旅生活有着难以分割的天然情愫。尽管一生与斑斓的色彩打交道，他依然对一身军绿情有独钟。至今，我们抚摸父亲留下的那只存放着军服的樟木箱，仿佛仍能感受到他的体温。

我的父亲更是一直站在他的每幅画作里，深情地向我们凝望。

我的母亲李莉与父亲是四川美术学院美术系的同窗，也是父亲所有作品的见证者。

母亲14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打着绑腿徒步跟随部队渡黄河、翻秦岭、越巴山，挺进大西北，解放大西南。在我和妹妹眼里，有着相似的军旅生涯和艺术生涯的他俩，不仅仅是生活的伴侣，更是灵魂伴侣和艺术伴侣。

母亲经常对我和妹妹谈起父亲艺术创作背后的故事。

在父亲参加过的无数次大小战役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

战火纷飞的淮海战役中，父亲随团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穿着单薄的军衣，坚守二十多天之久。他目睹了冲锋的人群在炮火中在平原上像秋收的麦子那样成片倒下，亲身体验了什么叫作“血流成河”！

渡江战役中，父亲所在的15军44师130团是渡江突击团。因为他身材高大挺拔，团里让他举着那面“打过长江去”的著名战旗，走在行军队伍的最前列。和父亲一道参军又一起在安徽省望江县参加了渡江战役的夏太安叔叔，在他的回忆录《从战火中走来》中曾记录了战斗的激烈：“远远望去，只见几里长的敌人沿江阵地上喷吐着各种武器射击的火焰，密集的炮弹在我船周围爆炸，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几丈高的水柱从江水中溅起。”

父亲和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渡江之后，他接受任务查看有无幸存的伤员。暮霭中只见靠近岸边的江面上停泊着一只木船，坐着满满一船战士。他大声呼喊：“船上有伤员吗？”如是几声无人应答，他感觉异常，便涉水翻上船体，震惊地发现船上的战士们已经全部中弹牺牲。

这悲壮的一幕让父亲终生难忘。

父亲生前曾向我母亲反复讲述过渡江战役的一个细节：部队在制定渡江作战方案时反复斟酌如何将伤亡率降到最低。有位首长再三强调，战士们历经南征北战，如果倒在新中国的黎明前，该有多么遗憾！他们大都是农民的儿子，被父母含辛茹苦养育成人，要让他们将来能和望眼欲穿的爹娘团聚。

有战斗就有牺牲，这是战争自古以来铁的定律。但因为首长的这番话，父亲对他一直心怀敬意。

2015年，也就是父亲去世二十多年之后，我在考察长江的途中专程来到当年父亲和战友们参加渡江战役的地方——安徽省望江县。当地有一座渡江烈士陵园，长眠着210名在望江县参加渡江战役牺牲的烈士。

我寻遍全城，在一个小花店买了一束鲜花，代父亲敬献在被秋雨濡湿的烈士墓前。

1950年秋，正在十万大山剿匪现场的父亲，接到了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四川美术学院前身）深造的命令。

许多年后，父亲还清晰地记得征衣未脱的他进入校园的情景，一阵阵悠扬的钢琴声从绿树掩映的教室传来，草坪上晃动着背着画夹的年轻身影，如梦如幻。

汝河边那只记忆深处的梅花鹿仿佛向他一路奔来。他深叹有多少像他一样渴望有张安静书桌的人，没能等到这一天。

那年，父亲刚满18岁，同样从部队进入美术系的母亲16岁。

那是青春荡漾的岁月。每到周末，同学们或是在碧绿的嘉陵江边写生，或是沿着野花绽放的江边徒步到十几公里外的朝天门码头，进城里吃一碗担担面。

母亲说，从黄桷坪到朝天门要步行一个多小时，但那时年轻，一路走一路唱歌，快乐得似乎要飞起来。学院周末还有舞会，也经常举行篮球比赛。母亲至今记得自己的女篮球衣是6号。

后来，我专门去了重庆的黄桷坪，看一看他俩的母校。老房子的红砖墙爬满绿色的常春藤，这绿色让我想起父母留在这里的青春。

在四川美术学院新址矗立着一面国内最大的校友墙，镌刻着历届在川美就读的学生姓名。在学生名单里，我发现了父亲和母亲的名字：范迪宽、李莉，这是校友墙上3.5万个名字中，属于我的至亲至爱的名字。触摸着它们，仿佛触摸到父母的青春岁月。

也是在川美，父亲接到军令从这里出发重返战场。他两次跨过鸭绿江，在硝烟滚滚的抗美援朝战地，用画笔记录历史。

有一次，父亲去坑道采访，一位小战士临别时，给他口袋里塞了一个小礼物作纪念，那是一块用缴获的美机降落伞做成的手帕。等他再次去战地时，却传来这位战士已不幸牺牲的消息。

上甘岭战役的参战部队就是父亲所在的十五军。上甘岭战役刚刚结束，他就来到上甘岭阵地。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父亲，仍然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这座被倾泻了近200万发炮弹的小山岗，树木被粉碎了，岩石也被粉碎了，一脚踩下去，混合着弹片的浮土能深及膝盖。可见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何等的英勇与壮烈守卫了这片举世瞩目的阵地！

登临上甘岭的那天，天气阴沉，志愿军们赶在大雪落下之前挖寻烈士们的遗体，父亲放下画夹流着泪水和战士们一起挖寻。每具遗体被挖寻出来，都用洁白的布匹裹好抬到山脚下，运往志愿军烈士墓地掩埋。

这悲壮的一幕永远铭刻在父亲心里。

在朝鲜期间，父亲创作了令许多人印象深刻的油画，如《炸不断的电话线》《黄昏的山谷》等战地题材的作品。但全景式再现上甘岭战役，成为父亲酝酿多年的创作主题。1974年，他开始正式着手创作油画《英雄阵地上甘岭》。

创作期间他因病住进武汉军区总医院，在病床上依然没有放下手里的画笔。同病室的一位军人发现他在画上甘岭战役草图时，非常激动，说自己当年就在上甘岭战役前线。每当父亲请对方谈谈他的亲历，对方总是坚决地摆手：“幸存的我没有什么好讲的，真正的英雄都牺牲在了战场上。”随后陷入长久的静默。

后来他被父亲的诚意感动，才打开关闭已久的记忆闸门，讲述中他不时因战友们在浴血奋战中牺牲而落泪。父亲在油画《英雄阵地上甘岭》中描绘的被炸瞎双眼的战士蒙着带血的绷带揣着手榴弹冲出坑道、已失去战斗力的战士让战友把机枪架在自己的肩膀上扫射的场景，便源自他讲述中的英雄原型。

在创作《英雄阵地上甘岭》的过程中，父亲每每和母亲谈起朝鲜战场见闻，两人常因激动而泪如雨下，父亲不得不几度搁下画笔以平复心境。1977年，《英雄阵地上甘岭》入选全军美术作品展，后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和陈列。这幅被视为抗美援朝经典画作的作品，几乎在每年的抗美援朝纪念日都被《解放军报》等众多媒体的专版推出。十五军更是将这幅作品复制后醒目地永久陈列在战史纪念馆中。

有一年，时在武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妹妹春雨随团赴新疆为边防军人慰问演出。来到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的边防哨所后，春雨发现战士的书桌上摆放着油画《英雄阵地上甘岭》的图片。在遥远的边防哨所见到父亲的作品，她感到非常亲切。战士们告诉她，他们特别喜欢这幅高昂着英雄主义气概的作品，特意从《解放军画报》上剪裁下来，每天激励自己卫国守疆的意志。春雨当天激动地用军线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把她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特别感动，让春雨一定代他向边防战士们问好。

父亲去世后，家里来了一位广州的客人，他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曾清泉叔叔。这次造访，他特地带来自己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追忆上甘岭战役的文章《幸存者的愿望》。

文中记述他收到朝鲜大使馆的邀请函，代表参加上甘岭战役的部队重返朝鲜的经历。重返朝鲜时他只带了两件物品：一瓶祭奠志愿军烈士的名酒，一张我父亲当年在朝鲜赠送给他的摄于战后上甘岭的黑白照片。父亲送他照片时曾说，在被炸成焦土的上甘岭阵地上找到两根幸存的半截树干，将一根送往平壤，另一根送到北京，让世人见证战争的残酷，志愿军的壮烈。

曾清泉叔叔后来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见到了父亲那张照片上的一根被战火烧焦的树干，这次重返朝鲜，他又在平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见到了另一根，非常激动。

也因曾叔叔的这次造访，家人第一次见到了《人民日报》同文刊载的父亲当年神色凝重地蹲在上甘岭两根幸存的树干前的照片。那一刻，我们再次触摸到父亲内心的万顷波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受湖北省博物馆之邀，给省博的展厅入口处创作两幅主题为长城和长江的巨幅油画，为此，他专门到北京的八达岭长城脚下写生。

在他的写生日记里曾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

有一天，他像往常那样在长城支起画架写生的时候，发现一个外国小伙子站在他的身后久久地观看他画画。那位青年身边的翻译解释说，这个年轻人来自美国，喜爱艺术，仰慕中国文化，恰逢中国对外开放，特地利用大学的假期来游览长城。当他发现有个军人在画画，还画得这么好，非常惊讶，所以驻留在父亲身后

父亲虽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两度赴朝，但如此近距离地和一个美国青年面对面，还是第一次。

长城巍峨，山河静谧，阳光和煦。目送美国小伙融入游人如织的八达岭长城上的背影，父亲可谓百感交集，深深感叹，和平真好！

从炮火硝烟中走来的父亲，对世间万物充满了温情。

他的油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虽然是人物组画，但一匹骁勇的战马却引人注目地位于画幅的视角中心，群体人物的背景也是由一支奋力运载炮车和弹药的车马队构成的。

父亲写于1965年的一篇日记，曾细腻地记述他在博物馆观看浮雕“昭陵六骏”之一的感受：“它深深让我感动。当我看到那骠勇而又听话的战马胸部中了敌箭依偎着主人，所表现出的那种温顺的性格以及当主人为它拔箭时，它那种因疼痛而四腿微向前倾，整个身体向后仰的神气，那睁大的眼睛和挺胸回头的样子，却使我看到了这个曾飞如闪电的精神抖擞的战马，曾经如何奋勇地和主人一起在战场上作战。而那位拔箭的将士也刻画得十分微妙，他弯腰前倾，拔箭时那种姿态，显示出了对战马的深深同情。”

这同样是父亲对他经历的战役中那些建立功勋的战马们的真切感受，他从未忘怀过它们，多次给我们讲述过它们英勇悲壮的故事。我想，这大概是父亲在《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画幅中给予战马们一席之地的初衷！

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他从不杀生。

有一年春天，他画室里取暖的炉灶停用了，烟囱里出现了一个鸟窝。见鸟窝搭得简陋，父亲寻来枝叶特意为它做了一个更舒适的窝，取暖的炉子再也没有启用。鸟儿就此在窝里养儿育女好多年。搬家的时候，父亲专门在鸟窝旁留下一张纸条，希望新住户继续善待它们。

著名军旅画家郑洪流伯伯曾在我家居住过一个多月。初来时，他曾诧异阳台上的一个花盆里竟种着绿草。那是父亲在野外写生时，发现两棵挤在干涸石缝间的野草，已近枯萎，便将它们带回家栽入大花盆，好让它们从此生长得滋润和舒展些。洪流伯伯得知原委后感叹：“经历过战场的人，我能理解。”

用“侠骨柔肠”来形容父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至今记得，周末的时候，有时父亲和母亲会带上我和妹妹乘公共汽车来到那时还处于偏远市郊的汉口解放公园。这里有一条弯弯的宁静的小河，更有别处少见的高大茂密的树林。那时的公园少有游人，他们选一片紧靠河边的草坪，便迫不及待地支起了画架，妹妹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在河边摊开一个写生簿，有模有样地去抹父母调色盘里的颜料。

斑斓的秋叶在他们的画架上方起舞的画面，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诗意的场景。

由于父亲每年几乎有一半时间下部队深入生活，在长江日报社做美术编辑的母亲工作也很繁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妹妹的日常起居由姥姥照顾。姥姥回家乡探亲后，我和妹妹很是想念。父亲笑着说，马上就让你俩去见姥姥，不用买车票。他拿起画笔给我们画了一只大鸟，把我和妹妹画在鸟的翅膀上，让这只大鸟驮着我俩去山西老家看姥姥。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他珍藏着一只精心缝制的香囊，那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每年的端午节，母亲都会按照北方的习俗用七色丝线给每位家人缝制一只香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端午节，父亲恰在边疆部队采风，母亲寄给了他。没想到数十年过去，这只香囊依然保存完好。他和母亲在郊游中捡拾的红叶，多年来也被他仔细地夹在书中。

在我的书房里，一直悬挂着父亲为我画的童年肖像《春歌睡了》。这幅作于1960年的粉画细腻地描绘了酣睡在宁静夜色中的我，而一个父亲慈爱的凝视也都蕴藏在每根柔情的线条中。作为父母都是画家的孩子，我和妹妹比常人有更多被绘于画中的机会，它们不仅仅定格了我俩不同时期的年华，更积淀着父母永远深沉的爱。

父亲的正直与亲和也使得他在画界内外都拥有众多的朋友。

父母的画室中有一座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全身雕塑，那是我国著名雕塑家程允贤伯伯送给他的。程伯伯是父亲多年的好友，他和我父亲一样都很欣赏普希金的诗歌，所以特地将自己精心雕塑的普希金塑像赠送给我父亲作纪念。

父亲在世期间，每年都要到北京参加美术创作会议和全军美术作品展，各大军区的美术创作领军人物、著名军旅画家欢聚一堂。会议间隙，大家今天到何孔德家观摩油画，明天到黄胄家围观他画毛驴，相处十分融洽，如同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彼此交流创作的坦诚和真挚，也为时下之少见，让父亲一直怀念在心。

这些军旅画家都是父亲几十年的老战友。有的在他们所在的城市热情接待过我们一家人，有的出差到武汉时会来家中探望父亲，甚至就住在家里和父亲彻夜长叙，情谊之深厚令人动容。

作为军旅画家，父亲没有在创作上墨守成规。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引进了国外各种美展，为中国美术界打开了一扇放眼世界的窗口。父亲频频观展，汲取艺术的八面来风。法国画展、印度画展、伊拉克画展、加拿大画展，以及苏联现代画展、日本近代画展、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画展、德国画家柯勒惠支版画展……那段时间都能见到他观摩的身影。

父亲从战争年代起到去世前，都一直保留着写日记、做笔记的习惯。我在翻阅他的日记时，发现了他于1981年在上海观摩波士顿藏画展后写的一篇日记：

“波士顿藏画展只有七十多幅作品，其中多数是现实主义的，尊重生活，尊重客观，尊重自然。特别是一些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画得细腻，惹人喜爱。《沼泽地的落日》等几幅风景画，是典型的欧洲那种古典绘画风格，色调柔和，极其工细。那参天大树的树叶、荒原的野草都画得极其认真，用小笔精心地描绘。这些作品又都充满着田园诗般的意境和情调，所以使城市那种处于嘈杂状态下的人很容易动情。”

“有一些风景吸取了法国印象派的长处，色彩强烈，笔触泼辣，使画面的景物很富于生气。另有幅雪景，用强烈的对比，画出了湖、树、雪的对比关系，使画面很有力量。看来作者吸取了版画的一些长处。”

“《打捞者》画的是一群乌鸦在一根折断的桅杆上歇息。那灰蒙蒙的天空，已经静下来的海滩，躺在沙滩浅水上的桅杆，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画上没有出现人物，但使人想到那些在风浪中作过激烈搏斗的船员最后的命运。”

在谈到画展中战争题材的绘画时，父亲写道：“另有几幅反映美国历史上战役的作品，以及历史生活的画幅，如纽约历史上的某些战斗篇章《伏击者》等，都安排了生动的情节，画得很逼真很有戏剧性，引起观众极大兴趣。这几幅作品不过八九十厘米大小，比起我们动不动就好几百厘米的巨幅大作来说，倒是很有启示作用。”

他由此思考：“许多主题性油画除了特别需要之外，可以不必都画那么大。观众看画也方便些，不用通过相当的距离来走动观赏。”

父亲后来经常构思如何用不大的画幅表现军事题材，可惜还未来得及实现他的系列创作计划，就病倒了。

1987年，正值创作盛年的父亲病倒后需要手术。武汉军区政治部和军区总医院一起详尽研究父亲的手术方案，专门请全国著名的脑外科专家来汉为父亲动手术。

得知我父亲手术后，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也是我父亲当年的老首长李钟玄亲笔给我父亲写信，鼓励他早日康复，继续艺术创作生涯。父亲术后需要一种药品治疗，而当时药源稀缺。听说只有原南京军区生产这种药，父亲在十五军时的老领导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东传钧伯伯，立刻向他俩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时的老上级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报告，向守志司令员很快批示原南京军区相关部门备好药品，而且供给多年，直至父亲去世。

这些在战火硝烟中凝结的将士之谊、战友之情，给了卧病之中的父亲莫大的慰藉。

父亲的挚友周韶华伯伯在他病卧在床后，时常来探望。有一天夜里武汉大雨滂沱，将要去外地采风的周韶华伯伯冒雨来向我父亲道别，他紧紧握着病榻上的父亲的手说:“老范你安心养病，不能出去采风画画的日子，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我的手也是你的手！”

一番话让父亲热泪盈眶。

唐小禾叔叔在我父亲心里始终如兄弟一般。有一次他和程犁阿姨来探望父亲，细心的他注意到我父亲的下巴上有道小口子，得知是妹妹春雨给父亲刮胡子时不慎所致。唐小禾叔叔和程犁阿姨再次来看望父亲时，特地带了刮胡子的工具，唐叔叔在父亲的病榻前，细心地给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躺在床上的父亲，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远行。应邀去埃及创作绘制大型壁画的唐叔叔和程阿姨完成后回国，回汉后即来看望他，给他讲述在埃及绘制壁画的故事以及埃及的风土人情，让父亲在听到他们的创作故事的同时也能神游那片神奇的土地。

1991年清明节这天，父亲远行。

遵照他的遗嘱，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将父亲护送到他出生和出发的地方——位于河南省汝阳县的家乡。父亲永远陪伴在了他的父亲和母亲身边，弥补一个游子当年的不辞而别。

据说这年的桃花杏花开得迟，而当父亲回来的这天，他长眠的山岗上，花开如云。

家人请周韶华伯伯为我父亲的墓碑撰写了墓志铭，并在墓旁栽种了一棵父亲生前喜爱的泡桐树。而今树已根深叶茂，合抱不住。

故乡人说，直到今天，仍有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人千里迢迢寻到这座小山岗，看望他。

而我常常在追访父亲深入生活的足迹途中和父亲重逢。

同为画家的父亲和母亲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周韶华伯伯率领的湖北省美术家协会采风团远赴鄂西山区。当年到鄂西的交通极为不便，父母随团翻山越岭周折多日才到达目的地。三省交界的古镇百福祠是他们其中一站。

半个世纪后，我沿一条直达恩施的高速公路来到这里。酉水河边的古镇上依然穿行着头缠青丝罗帕的男人和身背竹篓的女子，仿佛从父亲和母亲当年的画幅里迎面走来。

有位穿蓝衫的老人听我讲父母当年如何来到这里时，他惊喜地叫起来：“我见过！”原来，父亲和母亲来到百福祠采风时，正在公社当小文书的他接待过他俩。老人形容：“你父亲穿一身绿军装，个子高高的，很英俊，你的母亲很秀丽，扎着一对乌黑的大辫子。他俩每天清早就背着画夹出外画画，揣着用粮票从老乡家换的几个煮红薯作干粮，没有菜吃，就用红薯蘸辣椒。”

我听着听着，眼眶一热。

父母写生的酉水古渡犹在。56岁的艄工田师傅，爷爷辈就在这个渡口做义渡。听说我父母当年来过这里，他笑道：“说不定就坐过我家的船呢。”他执意把我在酉水河摆渡个来回，怎么也不肯收费。

1974年，父亲曾独自来到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体验生活。他没有让政府接待，住在农民家里，和农民一样每天吃的是红薯干和苞谷糊，深深体会了当地群众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创造红旗渠工程的壮举。

见参加建设的村民没有条件照相，父亲在写生之余用照相机给他们拍照，回到武汉后冲印好照片又给他们寄去。有一年，父亲接到一位村民的来信，信上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当年寄给他父亲的照片因房子漏雨受损，希望能再寄一张。父亲考虑到老人子女多，特意多冲洗放大了几张寄去，好让每个子女都能拥有一张他们父亲的照片作纪念。那位村民接到照片后寄来一袋山核桃作答谢，父亲和母亲一起又买了一大袋糖果回寄过去。

后来，我特地来到林县，沿红旗渠走了一程，发现有一段水渠就是父亲在他的版画《红旗渠》中描绘的地方。我在这里伫立良久，直到夕阳把太行山染成古铜色也不愿离开。因为此刻，父亲和我站在一起。

这种特别的相遇，当然不仅仅在林县、在兰考，也在浩浩长江三峡、在巍巍大别山，还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青藏高原。

早在1963年，父亲就来到西藏写生创作，当是湖北省最早进藏写生的画家了。他进藏不久就因高原反应剧烈患了高原病，肺气肿导致他每天穿脱军大衣都需要战友帮助，但依然在西藏坚持写生半年之久。

他北临藏北那曲草原，南到樟木中尼边境，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翻越千山万水，深入部队，深入藏族群众，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写生作品。

这些画幅自然是我认识西藏的初始，让我从小萌动对那片神奇高原的向往。1992年，已是记者的我追寻父亲的足迹来到西藏采访。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在父亲站过的地方，我举着“爸爸，您好”的纸幅，向他问候、致意。相信这片离天空最近的高原，也离父亲最近。

他的西藏日记曾详尽地记录了他经历的数次生死之旅。

当年中尼边境正在修筑一条穿越深山峡谷的中尼公路。有一天，他跟随工程部队的一个作业排去工地。

“先顺其道路南行，其危险之程度无法描述。身边是峭壁，下边是深渊，人在峭壁半腰的碎石和淤泥中行走，随时都可能滑下去。上边又会随时飞来巨石。行约一个小时，陡然见一面足有95度的倾泻着流水的石壁斜坡耸立眼前，路已非路，只有从崖顶的几棵大树垂下的一根绳子供人攀登。说实话，一看它，头发都要竖起来。

“战士们一个个手扶石缝抓住绳索跃身向上攀去，悬空的身下就是数千米深的深谷，其勇敢非常人能及。这里真不愧被称为英雄所在之地！

“先我上去的一位同志知道我身体状况不好，喊我别上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胆怯过，今天心里却有些寒战。但为了不让战士们失望，我鼓起勇气走到绳索下面，两手用力向上攀登。快到崖顶时两手已经乏力。但是只有前进，后退只有死路一条。我使尽力气总算登上了崖顶。上面几乎没有容身之地，战士们都吊在峭壁上作业。我背靠大树手拉着茅竹保持平衡，以免跌进万丈深渊，还给他们画了几张速写和画像。”

每次我翻阅日记看到这里，想象父亲在难以立足的崖顶还抓着茅竹坚持画画，感觉他和那些勇敢的战士们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还有一次，父亲的画夹被炸山的飞石砸了个大洞，将画夹内我母亲的一张放大照片及36张画纸打穿。人幸好毫发无损。父亲说，那是因为我母亲为他做了护佑。

2002年，我只身到海外18个亚非国家追访郑和下西洋航线。回国后，中国国家博物馆为我举办摄影个展。当我四处寻找能装展片的合适箱体时，母亲取出也曾见证我父亲西藏生死之行的一个画箱，建议试试。我发现它也似为我的展片定制，大小恰好，宛若天意。

父亲每年远行的日子，家人都会打开录音机重温当年的读书时光。今天，我翻开自己的新书《儿行千里——沿着长江上高原》，为父亲继续朗读：“回望两年来无数次往返长江两岸，溯江而上的日子，一路见证了长江在中下游平原的缓和从容，也见证了它在上游深山峡谷中的奔腾和激越。这是一条集雄浑与婉约、刚烈与柔情于一身的长河，属于大自然，也属于幸福或忧伤地生活在它广袤流域上的每一个人。”

我亲爱的父亲就是这样一条长河，在我们的心中川流不息。

2022年4月5日于武汉

与画册出版同时，由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美术家协会、湖北书画院等单位举办的“岁月如画——著名军旅画家范迪宽、李莉伉俪作品展”在武汉东湖听涛景区屈原美术馆（屈原纪念馆二楼）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