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学习“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时，常以贝壳为例。当时我就有疑问：所有贝壳都能作为货币吗？随便在海边捡贝壳就能当钱用（捡钱？），岂不会造成货币体系的混乱？读了杨斌教授的《海贝与贝币》一书后，我才了解到并非如此。历史上作为货币的贝壳，大多是产自马尔代夫群岛的特殊贝壳——货贝。

一、商周时期的贝币：异域珍宝而非流通货币

无论是商周时期考古发现的海贝实物，还是青铜铭文、诗经中关于海贝的记载，都表明海贝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具有特殊意义。那么这些来自印度洋的海贝，是如何远渡重洋来到商周时期的中原？

通过考古发现海贝的地点分布来看，秦汉时期以前海贝使用的地域限于长江以北，长江以南极为罕见。这一现象证明海贝不会是从东南沿海传入中原，而是从西北传入，这一传播方向与青铜传入方向相一致，且两者在考古发掘的时间和空间上存在高度重合。

受限于距离和当时的交通条件，经过长途运输到达中国的海贝价格高昂，数量相对较少，难以满足中原地区对货币的大规模、稳定供应的需求。因此海贝在商周时期，更多是作为王室赏赐臣下的贵重物品，作为一种来自异域的珍宝，象征着地位和权力（物以稀为贵），而非大规模使用的流通货币。

虽然海贝未能成为中原地区的货币，但是中原地区将海贝的外形与青铜相结合，铸造出的铜贝，毫无疑问对中国货币的使用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楚国地区流行的蚁鼻钱，就是对海贝的仿制品。青铜之外，这一时期墓葬中还出土玉石等材质的仿制品。

青铜、铁器、小麦等也都是由西北传入中原的，加上海贝也是从西北传入，中外之间的物质、技术和文化交流，比我们教科书上描述的要早得多。

二、贝币与西非黑奴贸易：殖民掠夺的工具

如果说海贝受限于当时陆上交通运输条件，难以在中原地区成为主流货币，那么利用便利的海运条件，海贝可以作为远洋航行的压舱物，可以大规模的运输，海贝覆盖范围一路延申到西非地区。

葡萄牙人在新航路开辟后，利用这样的优势条件，将马尔代夫的海贝大量运往西非，用于购买黑人奴隶。这些欧洲殖民者将海贝交换奴隶后就不再收进海贝，因此大量的海贝滞留在非洲，长此以往势必出现通货膨胀，海贝的购买力急剧下降，最终成为一文不值的废品。今天仍散落在西非各地的海贝，仍是控诉欧洲殖民者掠夺、压榨非洲人民的罪证。同样也见证了新航路开辟以来，全球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是如何一步步加深，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世界史教科书在讲述黑奴贸易时，侧重于欧、非、美之间的三角贸易，这部分的叙述给我们补充了亚洲是如何加入欧洲殖民者所构建的全球贸易网络，拓展了我们对世界市场形成的全面认识。

三、贝币在云南的消亡：全球化货币市场的流动

《海贝与贝币》对贝币在云南消亡的分析也非常精彩，让我对云南融入中原王朝统治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从西汉时期的滇国，到后续的唐宋元明时期，云南地区都有使用贝币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出土。云南与东南亚接壤的地理区位优势，让其与中国其他省份相比，更便于从东南亚接受来自马尔代夫的海贝。到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仍然允许云南地区用海贝来支付赋税，还用海贝来支付官员和士兵的俸禄。郑和下西洋也曾带回大量海贝，中央政府还试图把这些海贝调拨到云南。

明朝建立后，伴随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控制的不断加强，对云南地区各种资源的开发，让云南地区的经济货币网络融入中原王朝。伴随着新航路开辟以来，外部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明朝开启的白银货币化，国家用白银来征收各种赋税，白银也深入到云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贝币的空间自然不断被挤压，直至消亡。

如果与第二部分内容相联系，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变化脉络。大量贝币被殖民者运往西非地区换取黑人奴隶，由于其丰厚的利润，西非地区的贝币价格是同期亚洲的五倍。云南地区的贝币供给减少，甚至会导致海贝从云南地区外流，加速了其退出流通领域，接受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趋势。让云南地区与中原之间的经济货币联系更为紧密，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央集权在西南地区的强化。

海贝从云南地区的消退，白银从东南地区流入中国，都是全球化大势之下，多重因素塑造的结果。

读罢《海贝与贝币》，让我深感小小贝币的历史远比我想象的复杂。它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更承载着世界各地区之间的互动、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