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一）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二）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三）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四）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五）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六）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七）

綦江第一位“三连捷”进士杨为栋（八）

明万历“三大贤”之一吕坤撰《知州杨公去思碑》。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翻拍

文化服务志愿者认真研读古碑刻。通讯员 李显强 摄

此前3期“綦走发现”，通过理清杨思敬一案的脉络，展现了杨为栋遇难不惊、稳如泰山的非凡定力。本期，仍以清顺治《睢州志》收录的中国古代“二十四儒”之一，明万历年间“三大贤”之一的吕坤所撰写的《知州杨公去思碑》，明代军事家、政治家李化龙因为化解处置杨思敬一案而撰写的《叙功疏》，以及《兵寇》三文等记载为基础，进一步深入分析杨为栋的执政理念。

村梗地霸允自新

“杨思敬乃瓮牖（yǒu）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止以怙其机智，设财役贪，因之横行闾里，借交报讎（chóu），纳亡命，遂致凶党交丛，恶声遐布，耸动邻省，腾播京师，骑虎之势已成，怒蛙之忿将逞。”《叙功疏》记载了杨为栋对杨思敬的评价——只是一个被从州吏贬谪下来的贫穷贱民，仅仅是凭借一点儿小聪明，懂得疏财贿赂小吏，成为睢州“地头蛇”。以复仇为名，招聚起一群无赖流氓，到处拉帮结派，逞匹夫之勇，惹是生非。坏事传千里，恶名惊动邻省，传到了朝廷。开弓没有回头箭，以致骑虎难下。还引南宋文学家陈傅良创作的《怒蛙说》，影射在杨思敬案早期，个别官吏贾勇斗狠，极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从而给老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恶果。无怪文末，陈傅良质问控诉道：“呜呼！司造化之权而私以怒竞，民物奚罪哉！”杨为栋当然也痛感于此，为之呐喊：掌管着大权的，却相互竞技，比赛谁发怒的威力大！人民和万物有什么罪，却要遭受你们权力带来的种种灾祸？所以面对杨思敬一案，他始终坚持感化立场，宽大处理（详见上期“綦走发现”本系列文之八“分化瓦解散余党”部分）。

《叙功疏》中，睢陈兵备道苏光泰的观点亦如同一辙，“因与杞民耿争明抅怨，招集党羽，暗结人心，名为复讎。而远近諠传声势甚大，遂谓思敬有不轨之谋。”杨思敬只是因与杞县耿某结仇，拉帮结派火拼，被疯传成谋反的出头鸟而已。加上正值十多万河工罢役的敏感时期，“而远近奸人假其名号，嚇恐人者，盖亦有之，以致声势燎原”，触动了地方官员担心境内出现谋反势力的敏感神经，杨思敬撞在了枪口上而已。

苏光泰也认为，杨思敬“挺身自首，可谓明于大义”，并不是为了躲避大祸临头的权宜之计，“不独知祸知避而已”。因此向李化龙阐明了他赞同杨为栋的从宽立场，“既已悔悟，自当宽其既徃（wǎng），嘉与维新”，且要肯定杨思敬改恶从善的行为。更不要扩大打击面，“一切党众概置不问，以开自新之路”，对杨思敬的喽啰，更无需追究。

弥患无形得肯定

在杨为栋“本州访犯逃军杨思敬，于本月初十日自缚赴州投见收禁”的喜报，“侯详録繇（yáo）到臣”，并把该案缘由经过详细随报后，李化龙也认识到，“倘处置失宜，致摇人心，恐生他变。”因而，“悬示该州止照访单，事迹量行查问、归结”，提醒杨为栋不得扩大缉捕，枉及无辜，及时结案。至于“株连党羽”的“讹传飞语”，通过“概置不问”回应，使“地方军民各宜安心生业，毋妄怀疑”，避免随大流跑跟班的“惧，自罹（lí）法网”，因为害怕追捕，铤而走险触犯王法。

李化龙的观点非常明确，“该州亦不得轻听讎诬，再有捕捉惊扰愚民。”继续支持杨为栋妥善处置杨思敬一案的后续决策。

李化龙之所以肯定杨为栋的谋略，在于他对该地区历史以来社情民意复杂程度的清醒认知：“睢、陈弥称盗窝，素号奸窟。白莲、无为，所在皆是；赤眉、黄巾，自昔为多。”睢州、陈州一带，自古以来，就多歹徒聚集之所，白莲教、无为教等与现实社会秩序不相吻合的邪教组织十分活跃，深刻影响运河水手们的思想。自古以来，他们在积聚到一定的势力后，往往走上反社会、反官府的道路。清《睢州志》卷之六《兵寇》中“今毕家寨累生盗贼，其遗风也”一句，就证明了李化龙所言不虚。

“加以累年，河流横溃，赋役烦兴，家无宁居，人怀别念，闾阎隐祸，旦夕可虞。”加上黄河连年决堤横流，不断新增的赋税和徭役，让老百姓不得安宁，作奸犯科等杂念渐生。这些危在旦夕的祸患，虽不易觉察，但总是让李化龙等为官者忧心忡忡。“此即以专官坐制，尤有鞭不及腹之患。况可从异省遥摄之乎？”即使当地官员有地利之便，仍然有不能及时、有效处置的灾祸，何况我们这些远离基层，遥控指挥的呢？

本就无比忧虑的李化龙，收到杨为栋“今以计诱，得就执缚”杨思敬后，自然乐见其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长舒了一口气。

奇功却被降职用

据《兵寇》正文载，在杨思敬一案之前的明代睢州，有两次重大战乱：一是嘉靖元年（1522年），因山东矿工王堂起事，攻入河南，在睢州考城（治在今商丘民权县北关镇）远厢城一战，“卫军败绩”。仅官军一方“死者七千余人”，平民“男妇死者无算”，如果加上逆兵队伍，战死者人数更加惊人；二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睢州所属柘城县人师尚诏邀约王帮用等聚饥民300余人起事，仅40余天就发展到数万人，历时9个月，转战山东、河南、安徽三省，破府、州、县城20座，10余万兵民在战乱中丧生，是明代河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

距杨思敬案分别81年、49年的以上两次兵燹，让睢州人心有余悸、没齿难忘。

《兵寇》按语中，以“夫兵与寇，岂生而为寇，为兵欤？彼亦有身家，有性命，其贪生怖死，当亦无异於人也。其父子夫妻之爱，当亦无异於人也”的“人之初，性本善”，反思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落草为寇？按语结尾，“虽然，天下之乱始于饥寒，为政者谋其衣食，而俾无失业焉，则民不生心矣”，则指出了问题所在。还进而用最近的师尚诏案衬托反比，把杨为栋处理杨思敬一案作为睢州有史以来化解民暴的唯一正面案例记入青史，“即有生心之民，当及其势未成而擒之，如杨思敬；勿令其势已成而从之，如师尚诏。”最后一句“则盗不起而兵不用，久安长治无逾高祐之方矣”，更是高评。原来，“高祐之方”出自《资治通鉴》，原文大意是，孝文帝问高祐：“怎样才能防止盗贼？”高答：“汉明帝时宋均订立、推行德攻，就有猛虎渡河离去。汉平帝时卓茂推行教化，连蝗虫都不入境。更何况，强盗也是普通人。只要郡守、县宰选派适当，治理教化得当，那么，防止盗贼就十分容易了。”看来，《兵寇》编辑，在按语中虽未提杨为栋名，实则把杨为栋与北魏孝文帝时的名臣高祐相提并论，充分肯定了杨为栋“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的贡献。

不过，世事难料。吕坤在《知州杨公去思碑》中奋笔而记，“乃有忌功者为蜚语中，公竟左迁去。”虽然有兵部尚书李化龙的请功，大家都以为杨为栋即将高升重用之际，剧情的反转让人大跌眼镜，居然被降职使用了。“公论至今冤之。”睢州人一谈起这事，就替杨为栋鸣冤叫屈喊不平。

据《睢州志》卷之三《官师志》记载，“王应宜，龙泉人，举人，三十三年（1605年）任。”印证了杨为栋来睢仅三年，就被谪贬，黯然离睢的事实。

（未完待续）

文/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