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那田地里的甘蔗如同排列整齐的士兵，茎杆粗壮且节节高升，蔗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奏响丰收的序曲；椰树高大而挺拔，椰果挂满枝头，宛如一颗颗绿色的宝石，在阳光的映照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烟草呢，叶片宽大而厚实，一片连着一片，好似一片绿色的海洋。甘蔗、椰树、烟草在田地里呈现出的这般生机勃勃的景象，无疑是在向人们宣告：又一个丰收之年即将来临。这些作物在田地里的茁壮成长，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农民辛勤劳作的成果。每一株甘蔗、每一棵椰树、每一片烟草叶，都凝聚着农民的心血与汗水。他们精心耕种、施肥、除草，在合适的时节进行灌溉，才让这些作物得以如此繁茂生长，为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彼时菲律宾土地上的农民却难见一丝笑意。他们衣着褴褛、形容枯槁，正为下一顿饭食而忧心忡忡。20世纪前半叶的菲律宾，就是这般景象。在当时的菲律宾，农民作为土地的主要耕耘者，本应是土地富饶的最大受益者。可是，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由于多种复杂的因素交织，他们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之中。一方面，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严重制约了农作物的产量。传统的耕种方式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例如灌溉系统简陋，只能依赖自然降雨，一旦遭遇干旱，庄稼便会大幅减产；而且在种植品种上也比较单一，无法进行合理的轮作和间作，土地肥力得不到有效的保持和提升。另一方面，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也加剧了农民的苦难。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少数地主霸占了大量的土地，广大农民只能在有限的小块土地上艰难求生，还要承受高额的地租剥削。这种种情况叠加起来，就使得菲律宾的农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满面愁容地挣扎在温饱线上，成为了当时菲律宾社会一个极为可悲的群体写照。
美西战争落下帷幕之后，菲律宾便在美国的笼罩之下度过了悠悠百余年的岁月。按常理说，有世界头号强国的荫蔽，菲律宾理应有一番不错的发展景象，可实际上呢？菲律宾的现状着实难以令人满意，并没有太多积极的改观。从经济方面来看，菲律宾虽然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大量的热带作物资源，像香蕉、芒果等产量可观，还有一定储量的矿产资源。但在长期的美国影响下，其经济结构却存在严重的不合理性。美国的经济干预使得菲律宾过度依赖少数几种初级产品的出口，而在工业发展方面滞后，未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例如，菲律宾的制造业发展缓慢，缺乏高端制造业的支撑，这就导致了其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位置，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在城市中，交通拥堵、水电供应不稳定等问题频发。许多农村地区更是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教育资源分布极度不均衡，医疗条件也相当简陋。这一系列的问题表明，尽管被美国庇护了这么长时间，菲律宾并没有从中获得足够的助力来推动自身社会全面发展。从政治层面来说，菲律宾的政治体系长期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对菲律宾的政治决策施加压力，这使得菲律宾难以完全按照自身的国情和人民的意愿去制定政策，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菲律宾的政治自主性，进而影响了国家整体的发展进程。综上所述，即便在头号强国美国的庇护下历经了百余年，菲律宾的现状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善，在诸多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为何美国不去大力扶持菲律宾呢？实际上啊，在美方暗中的操纵之下，菲律宾早已沦为西方殖民者精心培育出的一个经济怪胎。菲律宾长期处于西方殖民者的影响范围之内，美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殖民者踏上菲律宾的土地后，便开始按照自身的利益需求对菲律宾的经济结构进行布局。他们着重发展那些能够满足自身资源掠夺和商品倾销需求的产业，比如大规模种植单一的经济作物，而忽视了菲律宾本土经济体系的平衡构建。这种做法就像是给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套上了一副畸形的枷锁，使其无法正常健康地发展。菲律宾的经济过度依赖少数几种产业，缺乏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一旦国际市场上这些产业的价格波动，菲律宾的经济就会遭受严重的冲击。例如，在某些年份，由于国际农产品价格暴跌，菲律宾那些依赖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收入锐减，整个国家的经济也随之陷入困境。这就如同一个脆弱的花瓶，看似有着光鲜的外表，实则不堪一击。美国本可以在菲律宾独立后帮助其调整经济结构，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但是美国却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继续维持这种畸形的经济状态，这也就导致了菲律宾成为了如今这个经济怪胎。
【美属菲律宾】
当无敌舰队纵横四海、海上贸易盛极一时、大航海时代的波澜壮阔都渐渐化作历史的尘埃，那些蜷缩在古巴和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却依旧沉醉于往昔的荣光，妄图重现昔日的辉煌。彼时，西方世界新崛起的美国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野心勃勃地将目光投向了西班牙。在那个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敏锐地察觉到西班牙这一老牌帝国的颓势，把它视为与老牌帝国争夺殖民地的绝佳突破口。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凭借无敌舰队称霸海洋，掌控着广泛的海上贸易，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然而，时过境迁，曾经的辉煌不再，西班牙的势力逐渐衰退，但其仍在古巴和菲律宾等地维持着一定的殖民统治。美国则不同，在19世纪末，经过独立后的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对海外殖民地充满了渴望。它看到西班牙在殖民地管理上的诸多问题，以及其军事力量相对衰落的现状。就拿古巴来说，西班牙在当地的统治引发了当地民众的不满和反抗，这为美国介入提供了机会。菲律宾也是如此，西班牙对菲律宾的统治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美国正是看准了这些机会，将西班牙当作可以突破的目标，企图通过与西班牙的竞争，在全球殖民地瓜分中获取更多利益，进而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1898年4月，美西战争的硝烟骤然升起，这场战争的战火犹如燎原之势，从美洲一路蔓延到亚洲。同年5月1日，美国舰队犹如一支蓄势待发的利箭，从中国香港这个东方的港湾启航出发。在马尼拉湾，一场激烈的海战拉开帷幕，美国舰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大败西班牙舰队。时光匆匆，仅仅3个月之后，马尼拉便被美国收入囊中。到了10月份，美西两国签订了《巴黎和约》，就像在一场交易中完成了最后的交割手续，至此，菲律宾的归属权正式发生了更迭。美西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下，美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力日益强盛，急需拓展海外殖民地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而西班牙，曾经辉煌一时的老牌殖民帝国，却在时代的浪潮中逐渐走向衰落，但仍拥有像菲律宾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美国将目光投向菲律宾，无疑是看中了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资源。美国舰队从中国香港出发，这一地点的选择也反映出当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美国舰队能在此处启航，背后或许有着诸多外交和地缘政治的考量。在马尼拉湾海战中，美国舰队的胜利并非一蹴而就。这得益于美国在海军建设上的大力投入，其战舰装备精良、战术先进，而西班牙舰队则因长期的殖民统治而逐渐懈怠，军事力量相对薄弱。这场海战的胜利，为美国后续占领马尼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个月后占领马尼拉，是美国军事战略的进一步推进。而《巴黎和约》的签订，则是在国际法律框架下，对菲律宾归属权变更的正式确认。这一事件深刻地改变了菲律宾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亚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
美国自始至终对于进军菲律宾的目的都十分清晰明确。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麦金莱向参与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提出要求时斩钉截铁地表示：“美国起码要获取吕宋岛的全部权益。”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一事件上目标明确，毫无含糊之处。麦金莱总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基于美国当时的战略考量等多方面因素。在那个时期，吕宋岛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它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太平洋各个地区的关键节点。控制吕宋岛，就等于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占据了一个极为有利的位置，无论是从军事上的战略部署，还是从经济上的资源掠夺以及贸易扩张等角度来看，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当时国际上列强对于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异常激烈，美国想要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分得一杯羹，吕宋岛自然成为了其觊觎的目标。
在成功将菲律宾纳入其势力范围，实现占领之后，1902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菲律宾法案》。这一法案依据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精心构建了菲律宾的政治体系。然而，看似赋予菲律宾人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项权力，实际上却完全被美国人所掌控。从立法权来看，美国通过一系列手段，在菲律宾的立法事务上拥有绝对的主导权。美国凭借自身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制定的相关法律更多地是为了满足其自身在菲律宾的利益需求，而菲律宾本土民众的意愿很难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行政权方面，菲律宾的行政事务也处处受到美国的掣肘。美国官员在菲律宾的行政体系中占据关键职位，他们的决策往往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菲律宾当地的行政人员只能在其设定的框架内行事，难以真正独立自主地管理本国事务。至于司法权，同样被美国牢牢把握。美国按照自身的司法理念和标准，在菲律宾构建司法体系，这使得菲律宾的司法判决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难以公正地维护菲律宾人民自身的权益。
美国在菲律宾布下的第一个局，便是那伪装在民主外衣之下的政治操弄。菲律宾，这个拥有独特地缘政治位置的东南亚国家，本应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然而，美国却将所谓的“民主”当作一种工具，开始对菲律宾进行政治渗透。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长期以来都试图通过这种伪装的民主来影响菲律宾的政治走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惯于把自己包装成民主的“卫道士”，到处宣扬其民主模式的优越性。在菲律宾，这种伪装下的民主政治手段，看似给菲律宾带来了所谓的现代政治制度，但实际上却暗藏玄机。这种美国式的政治布局，就像是在菲律宾的政治肌体中悄悄植入了一颗由美国操控的种子。美国利用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分歧，打着民主的旗号，推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政治议程。例如，在菲律宾的选举过程中，美国可能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如资金支持某些亲美政治势力、利用舆论影响选民等手段，来确保那些对美国言听计从的政客上台执政。这种做法严重干扰了菲律宾本国的政治生态，使得菲律宾的政治发展偏离了其原本应有的轨迹，而更多地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国在菲律宾所施展的这种伪装在民主下的政治手段，无疑是给菲律宾下的第一个套，这个套束缚了菲律宾的政治自主性，让菲律宾在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上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立法事务方面，菲律宾的立法机构设置为上下两院的模式，分别是菲律宾委员会和菲律宾议会。菲律宾委员会这一机构的成员是由美国总统来委任的。而菲律宾议会呢，虽然名义上是由菲律宾人进行选举产生成员，可这选举人的条件简直严苛到了极点。到底有多严苛呢？这么说吧，只有极少数本土的精英才有资格参与议员的竞选。这就好比在一个大门紧闭的俱乐部里，只有极少数被选中的人才能拿到入场券，去竞争那为数不多的议员位置。这种制度设置，极大地限制了菲律宾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使得立法权在很大程度上被少数特定的群体所把控，菲律宾的民主进程在立法这一重要环节就被设置了重重阻碍。
在美国与菲律宾的相关事务中，议会所通过的文件有一个特殊的规定，那就是必须要经过美国驻菲律宾总督的审批才行。这一审批流程就像是一道关卡，文件只有顺利通过这一关卡才有可能进一步生效或者推行。而更为奇特的是，美国参议院对这些议会通过的文件居然拥有随意修改的权力。这意味着在整个文件的处理流程中，参议院扮演着一个相当强势的角色。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体现了美国对菲律宾事务的高度掌控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菲律宾在自身事务处理上的相对被动性。美国驻菲律宾总督的审批权和美国参议院的随意修改权，两者相结合，使得菲律宾在许多事务决策方面难以真正独立自主，更多地要受到美国方面的干预和影响。
在行政事务方面，菲律宾的政务大权全然由总督一手总揽。而在人事任免这一关键环节上，美国总统有着相当大的权力，不过这一权力需经过参议院的审批流程。正副总督以及各部长的任免大权就掌握在美国总统手中，从实际的权力运作来看，他们必须对美国总统和美国参议院负责。这一行政体系的构建，实际上是美国对菲律宾实行殖民统治的一种体现。菲律宾作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必然要在其行政体系的关键环节上进行强力掌控。通过掌握总督、副总督以及各部长的任免权，美国能够确保菲律宾的行政决策与管理符合自身的利益需求。参议院参与审批环节，也是美国权力制衡体系在菲律宾行政事务中的延伸，防止总统在任免官员时的独断专行，进而保障美国在菲律宾的整体殖民统治利益。
在司法领域，菲律宾的各个法院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人员构成模式，那便是由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共同组建而成。就法官的任命而言，其流程颇为独特，需要由美国总统进行提名，随后提交给参议院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方可任命。不仅如此，在司法权力的制衡方面，美国相关法院对菲律宾法院作出的判决是拥有复审权的。这一司法体系的设置，从多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菲律宾的司法独立性和司法主权。一方面，法官任命权由美国总统和美国参议院参与其中，这意味着菲律宾的司法人员任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掌控。这种外部力量的介入，可能会使菲律宾在司法人员的选拔上无法完全依据自身的需求、文化和司法传统进行考量。另一方面，美国相关法院拥有对菲律宾法院判决的复审权，这就如同在菲律宾的司法体系之上笼罩着一层来自美国的监管阴影。菲律宾法院作出的判决可能会受到美国相关法院基于美国司法理念、政策利益等多方面因素的复审和干涉，从而影响菲律宾司法判决的自主性和权威性，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菲律宾的司法主权。
所谓的“三权分立”，看似是一种权力制衡的制度，实则是一种向宗主国集中权力的手段。就拿菲律宾来说吧，在当时的情况下，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通过一系列手段对菲律宾进行统治。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菲律宾人的愤怒情绪，美国出台了《菲律宾法案》。在这个法案里，有这样一个规定，那就是菲律宾的两院各自能够向华盛顿派遣一名专员。这一规定看似给予了菲律宾一定的权力和发声渠道，然而，从本质上来看，这不过是美国在其“三权分立”的表象下，向菲律宾施展宗主国集权的一种手段罢了。因为这种派遣专员的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受美国统治、权力被美国掌控的局面，菲律宾在很多重大事务上仍然没有自主决策的权力，依旧要听从美国这个宗主国的安排。这一规定更像是一种安抚菲律宾人的权宜之计，是在宗主国集权框架下的一种表面文章。
菲律宾仅仅能够享受众议员的待遇，却被剥夺了投票权。这一状况鲜明地表明，菲律宾在美国体系中的地位相较于美国的一个州而言，那可是差得远了。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来看，投票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力体现。在美国，州在联邦体系中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和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其中投票权在诸多事务决策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州能够通过投票来影响联邦层面的政策制定、人事选举等众多事务。而菲律宾仅仅享受众议员待遇，没有投票权，就像是在政治舞台的边缘徘徊，无法真正深入地参与到核心的政治决策过程之中。这就如同一个只能观看比赛，却无法上场参与竞争的旁观者，在政治影响力和地位上，与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州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尽管后来菲律宾先是成为了自治领，而后又在名义上成为独立国家，然而，它与美国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地位不平等的状态。菲律宾成为自治领之时，就受到美国诸多方面的钳制。美国在菲律宾的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菲律宾在制定政策、开展外交等事务上都难以完全独立自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菲律宾名义上独立后依然存在。美国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如贸易协定等，使菲律宾在经济上对其存在很强的依赖性。同时，在军事方面，美国在菲律宾保留着军事基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菲律宾的主权，菲律宾在军事决策上也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从这些方面来看，菲律宾即使经历了从自治领到名义上独立的转变，与美国相比，其地位依然是不平等的。
1935年，奎松成功当选为菲律宾的第一任总统。在这一时期，美国已然通过《泰丁斯 - 麦克杜菲法案》，对菲律宾的自治地位以及其未来的独立地位予以承认。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美国在菲律宾的政策转变有着多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演变，美国需要在其海外殖民地的管理上做出调整。菲律宾在历经多年的殖民统治后，当地民众对于自治和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种来自菲律宾本土的强大民意压力，促使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与菲律宾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的利益布局也在发生变化。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维持对菲律宾的传统殖民统治成本逐渐增加，而给予菲律宾一定的自治权并承诺未来的独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自身的负担，同时还能在国际舆论上占据有利地位。《泰丁斯 - 麦克杜菲法案》的通过，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一个重要产物。它标志着菲律宾在走向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而奎松当选总统则是菲律宾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开始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开端。这一时期的菲律宾，在国际舞台上开始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发展态势，既有着美国政策转变带来的机遇，也面临着从殖民地向独立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诸多挑战。
当时，在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的一番劝说之下，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仅仅应允在奎松的就职典礼上鸣放19响礼炮，要知道，按照常规，国家元首理应享受21响礼炮的待遇。这一决定看似简单，实则背后有着诸多复杂的因素交织。美国与菲律宾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殖民统治的历史遗留影响，又有当时国际局势下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的劝说必定是基于美国的利益和对菲律宾的定位。罗斯福的同意也并非是草率之举，可能是综合权衡了美菲关系中的各种力量对比、战略意义以及国内政治因素等。这一礼炮响数的差异，不仅仅是数字上的不同，更像是美菲关系在当时的一个微妙缩影，反映出菲律宾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在美国的影响力下，仍然未能完全获得与其他国家元首同等的对待。
在总督这一职位被撤销之后，菲律宾的最高权力依然被高级专员、特使以及战争时期的美国军事将领所掌控。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总督职位曾经在菲律宾的权力架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当这一职位撤销之后，菲律宾的权力格局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高级专员凭借其在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影响力，在菲律宾的事务中拥有着巨大的话语权。特使往往身负特殊使命，带着上级的特殊指令，在菲律宾这片土地上行使着特殊的权力。而战争时期的美国军事将领，他们凭借军事上的权威以及战争期间所积累的威望，同样在菲律宾的权力体系里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不同角色共同掌握着菲律宾的最高权力，使得菲律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权力控制之下。
在麦克阿瑟尚未成为日本的“太上皇”之前，他就向自己的助手吐露心声，宣称唯有他一人能够掌控菲律宾。麦克阿瑟，这位在军事和政治舞台上都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向来以其强烈的掌控欲和自信心著称。当时的菲律宾，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在很多势力的觊觎之下。然而，麦克阿瑟却坚信自己有着独一无二的能力去掌控这片土地。他的这种想法，不仅仅源于他自身的军事才能，还与他在菲律宾的诸多经历以及对当地局势的深入了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他在菲律宾有着长期的军事部署经历，对菲律宾的地理、人文、军事力量分布等情况了如指掌，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他觉得自己是那个能够完全掌控菲律宾的唯一人选。
除了借助制度进行掌控之外，美国人还在菲律宾开办了多达一千余所学校。这些学校里的教师职位皆由美军士兵担任，他们的主要任务便是向菲律宾的青少年传授英语，同时传播美国文化。这一举措背后有着深刻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菲律宾作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妄图通过教育这一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实现全方位的统治。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英语的教授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教学，更像是一种文化侵略的前奏。通过让菲律宾青少年学习英语，美国可以逐渐将自己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等美国文化元素植入到菲律宾年轻一代的头脑之中。一千多所学校的数量不可小觑，这意味着美国的文化传播网络覆盖了菲律宾的许多地区。大量美军士兵担任教师，他们利用自己在学校中的权威地位，不断向学生灌输美国文化。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文化传播方式，就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菲律宾青少年紧紧笼罩其中，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接受美国文化的熏陶，进而对菲律宾本土文化产生冲击，从而达到美国在文化层面上深度控制菲律宾的目的。
在阶级划分的层面上，美国人直接承袭了西班牙时期的门阀制度。这种承袭所带来的影响颇为深远，使得菲律宾至今仍然处于一种群雄割据的状态。西班牙时代的门阀制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阶层固化性和权力集中性。这种制度下，社会资源被少数门阀家族牢牢把控，不同的门阀势力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当美国人沿用这一制度时，就像是在菲律宾社会的机体中植入了一颗带有“旧疾”的种子。菲律宾在这种制度的长期影响下，各地的豪强势力如同割据一方的诸侯。他们凭借着在本地积累的财富、人脉以及权力，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小王国。这些势力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缺乏一个能够统一整合整个国家力量的核心机制，进而导致整个菲律宾呈现出群雄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无疑给菲律宾带来了诸多的挑战和阻碍。
在美国的全面掌控之下，菲律宾对于自身的附庸地位可谓是心知肚明。当日本向美国开战之后，在就职典礼上遭受羞辱的奎松总统，毫不犹豫地拍着胸脯向罗斯福信誓旦旦地保证：“我满心欢喜地向您禀报，不管身处何方，菲律宾民众都对美国忠心耿耿，并且下定决心要支持美国。”从当时的国际格局来看，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巨大。菲律宾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受到美国的深度干预。这种长期的控制关系使得菲律宾在国际事务中难以有独立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只能听从美国的指挥。而奎松总统在那样的背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也反映出菲律宾在国际政治棋局中的无奈与被动。日本与美国开战，对于菲律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数，但它依旧坚定地站在美国这一边，足见美国对菲律宾的掌控程度之深。
尽管菲律宾于1946年达成了名义上的独立，然而美国人在菲律宾却依旧处于一种类似太上皇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美军在马尼拉等多地构建了军事基地，并且在这些基地内部施行司法管辖权。同时，诸多协议致使菲律宾与美国在经济方面呈现出高度捆绑的态势。从军事基地方面来看，美军在马尼拉等地建立军事基地，这意味着菲律宾的部分土地实际上处于美军的控制之下。美军在基地内行使司法管辖权，这就如同在菲律宾的国土上划分出了一块特殊的“美国领地”，菲律宾的主权在这些区域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在经济层面，一系列的协议如同一条条无形的绳索，将菲律宾与美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种经济上的高度绑定，使得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市场需求。例如，菲律宾的某些重要产业可能因为美国的贸易政策而受到重大影响，或者美国经济的波动也会轻易地传导到菲律宾的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影响菲律宾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前景。
美国人把控菲律宾政治，其居心叵测，下一步就是要把菲律宾变成受自身掌控的、畸形的经济产物。为何这么说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霸权主义，对于菲律宾这样地缘政治较为重要的国家，自然不会放过掌控其政治的机会。一旦控制了菲律宾的政治，美国就能在经济领域为所欲为，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去塑造菲律宾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必定是不符合菲律宾自身发展规律的，就像一个怪胎一样，与正常的、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背道而驰。它可能会导致菲律宾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例如过度依赖美国指定的某些产业，而忽视自身优势产业的发展；或者在对外贸易方面，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需求进行布局，牺牲菲律宾本国企业和民众的利益。美国这种将菲律宾变为自己控制下经济怪胎的企图，是对菲律宾主权和发展利益的严重侵犯。
【经济怪胎】
当西班牙刚刚占领菲律宾的时候，对这一群岛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此地的资源匮乏，难以支撑起殖民地的建设工程，不过，因其毗邻中国、日本等富裕的亚洲国家，故而拥有着与生俱来的贸易优势。”
美国染指菲律宾这一情况，实际上可回溯至1822年创立的拉塞尔–斯特吉斯公司以及1832年创立的皮尔–哈贝尔公司，那时候菲律宾还处于西班牙统治的末期。这两家公司的创立犹如美国伸向菲律宾的触角的开端。1822年和1832年这两个时间节点，见证了美国早期商业势力对菲律宾的觊觎。在西班牙统治的最后几年里，这些美国公司的出现就像是在菲律宾这片土地上播下了美国影响力的种子。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公司的创立往往意味着对新市场的开拓，而菲律宾在当时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无疑对美国的商业利益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些早期的美国公司就像是先锋部队，为美国后续进一步染指菲律宾奠定了基础。
马尼拉港口的航运数据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就进出该港口的船只总吨位而言，美国船只达到了12.6万吨，这一数据相当可观。而在同一时期，西班牙船只的总吨位仅仅只有5.3万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船只凭借这样的航运规模，占据了所有出口价值的三分之一。这一现象表明美国在马尼拉港口的航运方面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西班牙相比优势较为明显。航运总吨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在该港口的贸易影响力，美国12.6万吨的总吨位对比西班牙的5.3万吨，差距较为显著，而在出口价值的占比上，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也足以显示美国在马尼拉港口贸易中的强大存在感。
在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这种单方面的资源掠夺行径愈发变得毫无顾忌、肆意妄为。菲律宾如同众多遭受殖民统治的地区一般，沦为了美国的原料供应地以及产品倾销之所。菲律宾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无疑是吸引美国进行资源掠夺的重要因素。在殖民统治下，美国可以肆意地开采菲律宾的矿产资源，砍伐菲律宾的森林资源，毫无节制地获取各种原材料，以满足其自身工业发展的需求。同时，菲律宾也成为了美国商品的倾销场。美国将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倾销到菲律宾，从纺织品到机械制品，这些倾销的产品充斥着菲律宾的市场。这一现象严重冲击了菲律宾本土的经济发展，本地的产业在廉价的美国商品面前毫无竞争力，逐渐萎缩，而菲律宾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被掠夺资源和被倾销商品的命运。
1909年颁布的《佩恩–奥尔德奇法》做出了这样的规定：美国输往菲律宾的商品享有完全免税的待遇，并且在数量方面毫无限制。然而，菲律宾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却得被区别对待。这一规定无疑在美菲之间构建起了一种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它将菲律宾视为自身商品的倾销地。免税且无数量限制的政策，使得美国的商品能够毫无阻碍地涌入菲律宾市场。这不仅有助于美国开拓菲律宾的市场，还能将本土过剩的产能进行转移。而对于菲律宾来说，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被区别对待，就像是在贸易的道路上遭遇了重重关卡。菲律宾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面临诸多限制，这严重阻碍了菲律宾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得菲律宾在贸易往来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这种不平等的贸易条款也为两国后续的经济发展差异埋下了伏笔。
就拿菲律宾的情况来说吧，菲律宾大米在美国根本不受待见，到了美国海关那里，那是一点优惠都捞不着。然而，蔗糖和烟草这些紧俏的商品就不一样了，它们在美国海关可是拥有相当多的免税配额呢。再看看菲律宾的各种加工产品，只有当其中外国原料的价值低于百分之二十的时候才能够免税。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就相当于美国仅仅接纳菲律宾的初加工产品呀。可以想象，美国这种政策的背后其实有着诸多考量因素。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蔗糖和烟草是紧俏商品，美国自身可能在这方面有较大的需求，给予大量免税配额可以保障自身市场的供应，同时也有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对于菲律宾大米，美国可能已经有了充足的供应源，或者菲律宾大米在品质、价格等方面不具备竞争优势，所以才不给予优惠。对于菲律宾的加工产品设置这样严苛的免税条件，很可能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相关加工产业的发展，避免菲律宾加工产品大量涌入对其造成冲击，毕竟初加工产品相对来说附加值较低，对美国本土产业的威胁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