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艺术的微光：说书人的艰辛与坚守：行走于现代社会边缘的传统文化！
说书的历史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唐朝，并在宋代的都市繁荣中广泛流行，成为各阶层群众了解历史故事和社会百态的重要途径。几乎所有人，都曾在说书艺人的讲述中找到过属于自己的一份理解和慰藉。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悠久的文化遗产正逐渐走向边缘，而作为传承者的说书人更是艰难求生，尤其是在农村盲人说书队的生活中，这份传统被赋予了更为深沉的意义。
李守旺
从宣传革命到沉寂：盲人说书艺人队伍的转折建国初期，出于政策需求，盲人说书艺人被组织起来，逐村宣讲革命思想，成为了新中国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传声筒。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这支盲人宣传队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生活的脚步开始散落在寂静的村庄里。陕北清涧县71岁的李守旺，正是这支盲人说书队的队长。自19岁起，他便以说书人的身份踏上这条生活之路，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李守旺
命运的捉弄：病痛与生活的困窘李守旺四岁时，因一场大病失去了视力，在那个医疗条件简陋的年代，这个改变影响了他一生。年少的他不得不适应黑暗中的世界，在艰难中摸索生活的出路。19岁那年，迫于生计，李守旺学会了说书，从此他用讲述别人的故事度过了自己一生的苦乐。
40岁左右，李守旺结了婚，妻子却因精神问题去世，留下了一双儿女。更不幸的是，女儿遗传了母亲的疾病，嫁给了一个身患肺结核的男人。生活中，女儿和丈夫一再需要帮助，而每到无助时，她总会带着病体回到父亲身边。作为父亲，李守旺义不容辞地扛下这份责任，虽自身并不富裕，还是尽己所能地支持孩子们。
他的儿子因贫困到西安成了“上门女婿”，生活并不顺遂。一次生意失败，儿子急需钱，李守旺不得不分散正在说书的队员，亲自回家四处借款救急。尽管每年说书赚到的钱不多，基本都用来补贴家人生活，但为了帮助儿子，他咬牙四处借钱，甚至以一分五的利息贷得3000元，这对他来说已是天文数字。
拍摄
边缘化中的挣扎：盲人说书队的生存困境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陕北的村庄渐渐人去楼空，说书队逐渐失去了听众。村镇流失的年轻人口意味着老李的听众越来越少，甚至每到一村，都难以获得约定的报酬。常常在谈妥的500元酬劳中，到手的仅有200多元，几乎难以维持整个团队的日常开销。面对这些不公待遇，老李没有太多选择，只能默默忍受，继续前行。
在科技的浪潮中，广播、电视、智能手机逐渐普及，说书逐渐成了“过时”的娱乐方式。曾经依赖说书了解外界的村民，也开始转向这些新的信息渠道。老李所在的盲人说书队，每天清晨6点便出发，一天行走超过8小时，往往队员们的身体已不堪重负，靠几颗镇痛药勉强支撑。行走在陕北崎岖的山路上，这支盲人队伍摸索着前行，稍有不慎便可能失足坠落，每一步都充满了艰险。
两三个月的说书时间里，他们需要在超过30个村庄来回奔波，行程超过1500公里。回到家时，老李还要拾柴做饭，白水面条拌些猪油便是他每日简单的晚餐。
李守旺
失落与坚守：一个父亲的执着尽管生活并不轻松，老李始终抱有对家庭的希望。每年过年，他都盼望儿女能一起回来团聚。某一年，他兴奋地得知儿子将带家人一起回家过年，为此特意打扫窑洞、贴窗花、购买了新电视，渴望一家人温暖团聚。最终等到的却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陕北说书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不仅是陕北农耕文明的组成部分，更是无数农村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这份记忆逐渐破碎，空荡荡的村庄里，老李的声音像是遗失在风中的回声。这支盲人说书队仍然顽强地行走在路上，尽管道路充满艰难，他们依旧在坚守。
李守旺
思考与希望：传统文化的未来在哪里？陕北盲人说书艺人，似乎是现代社会中被遗忘的群体，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他们的生活空间愈发缩小。盲人说书队的艰辛历程，不禁让人思考，如何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对于李守旺来说，说书不仅是生计，更是一份精神寄托；而对于农村来说，它则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延续。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关注，帮助这些“行走的历史”找到新的出路。
李守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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