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观念里，中专学历常常被置于学历鄙视链的较低端。人们往往认为，只有高学历，如本科、硕士乃至博士，才是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据一项调查显示，过去超七成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重点大学，认为高学历才是孩子未来稳定和高薪工作的保障。如今河南17岁中专生被企业疯抢的事实却打破了这种固有认知。

17岁中专生被企业疯抢，这无疑是一种逆袭。在过去，中国的教育模式往往追求高学历的精英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大家都在为考上好大学而努力拼搏，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崇尚那些在学术理论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人。这就好比在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奔跑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另一条路也到达了终点，而且还备受欢迎。企业对中专生的这种需求，其实反映出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

但现在，企业对中专生的热捧，像是给这种传统观念来了一个急刹车。这些中专生凭借自身的专业技能，在就业市场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教育观正在从单纯的理论知识崇拜，走向重视实践操作能力。

例如，在一些新兴的行业，如电竞、直播带货等领域，中专生所具备的灵活性和快速学习能力，让他们能够迅速适应行业的变化。他们不需要像传统高学历者那样在理论研究上花费大量时间，而是能够直接投身于实践操作。这种教育观的转变是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产生的新走向，它让更多不同教育背景的人都有机会在社会中发光发热。

现代教育制度，起源于18世纪的普鲁士。在19世纪之前，教育大多是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或者类似孔子或柏拉图那样的小型学术团体，随着工业革命之后对相关知识以及对受基本教育劳动人口的需求，产生了类似于今天这样的学校教育制度。

普鲁士人在18世纪最先实施了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这使成千上万人变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基础，也为德国培养了大量忠诚而易于管理的国民，促成了德国的全面崛起。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开始照搬普鲁士教育体制，同时这个体系也为其他欧洲国家仿效，推行到了全世界。

东亚国家为了追赶西方国家，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但又不可避免地因为既有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基因，在观念上对这个制度作出潜意识上的扭曲。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受前苏联影响巨大，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色。上个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高等教育领域从宏观管理体制到微观教学领域，都进行了变革，以1952年大规模院系调整为切入点，形成了部委举办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直接对接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

可以说，是苏联教育模式奠定了我们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架构，今天大学里的基本教学管理制度依然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大学的组织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但在人才培养和教学领域的最深层面，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

这套制度在历史上无疑起到过正向的促进作用，为各行各业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人才，但在今天整体社会经济体制已经转向市场模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时代，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式办学体制以及过于专门化的教学体系，与现实的社会经济需要已经产生了不小的距离。

尤其是在我国目前强调社会转型、产业升级，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部分，亟待优化供给结构。

在中国许多高中高三教室里，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格言、警句或对联。其中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百炼成钢，磨剑十年，必能展翅酬壮志；秣马厉兵，试锋六月，定当折桂步蟾宫。”我想，我们每一个上过高三的人，都对这样的场景和豪言壮语不陌生。在这种情况下，催生了一批像河北衡水高中、安徽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重镇，成为许多地方中学争相效仿的对象。

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它们，指责每一对望子成龙的父母，因为教育本身就有着选拔功能，而父母们的教育观念也与时代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息息相关。

也许，当我们思考这种教育制度的问题所在时，更应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

为什么作为这套现在教育制度的创始者，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那么多的高质量的技术人员，使德国的制造业稳居世界最前列？同时，同为东亚国家，日本和韩国为什么也没有出现像我们国家这样的大量高级技工人才的短缺现象呢？

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的前提：没人看不起蓝领。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在于，德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既尊重了每个孩子的天赋和兴趣，又兼顾了德国的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在孩子的天赋和职业之间作了较好的匹配。

产业界与教育界、企业与学校的这种合作培养人才、协调与博弈的健康机制，使得德国的职业教育不但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技术工人，而且也能够实现学校、企业和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多方共赢，最终保证了德国制造业的人才竞争力和德国中产阶级的稳定社会地位。

就像一家制造业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能够马上上手操作机器，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员工，中专生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他们在中专期间接受了大量的实践技能培训，不像一些大学生只有理论知识。”这表明，中国人不再单一地推崇高学历，而是开始更看重实际技能和能力，这无疑是教育观转变的一个重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