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连斯基近期与特朗普的互动及其引发的争议，折射出乌克兰在美俄博弈中的复杂困境。要分析其是否值得同情以及战争责任归属，需从多个维度切入：

美国的“交易式外交”与资源争夺。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矿产协议要求乌克兰将50%的自然资源收入存入由美国主导的基金，换取经济支持，但协议未包含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曾多次拒绝类似条款，称其“让乌克兰十代人偿还”，但最终在美方施压下妥协，暴露了乌克兰对美国的依赖性与谈判筹码的缺失。这种“矿产换援助”的模式，本质上是美国将地缘利益转化为经济收益的现实主义策略。

与特朗普的公开冲突：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在2月28日的白宫会晤中，特朗普及副总统万斯以强硬姿态指责泽连斯基“未表现感激”，并直言“乌克兰没有牌可打”，凸显美乌关系的不对等性。泽连斯基试图通过强调安全保障需求争取主动权，但在美方主导的议程下，其诉求被边缘化，甚至因肢体语言和言辞被视为“不尊重”。这种公开羞辱进一步削弱了泽连斯基的国内政治资本。

安全保障的缺失与战争现实。泽连斯基多次表示，乌克兰需要“可靠的安全保障”才能与俄罗斯谈判，但美国在协议中回避此问题，转而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责任。当前，乌克兰兵员短缺、武器不足，若失去美国支持，战场局势可能迅速恶化。这种困境既源于俄罗斯的军事压力，也与美国的战略收缩直接相关。

泽连斯基“听美国挑衅俄罗斯”导致战争。乌克兰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亲欧倾向已成主流民意，加入北约与欧盟被视作安全保障。泽连斯基延续此政策，本质上是试图摆脱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此举必然触怒莫斯科。俄罗斯以“去纳粹化”“阻止北约东扩”为由发动战争，实为地缘控制权的争夺。

泽连斯基作为民选总统，需回应国内反俄情绪与主权诉求，但其政策选择受制于大国博弈。例如，特朗普政府将援助与矿产协议挂钩，迫使乌克兰在经济主权与短期生存间权衡。这种“代理人”角色的被动性，与李鸿章在清末外交中的处境确有相似之处——两者均试图利用外部势力制衡强敌，却因国力悬殊沦为棋子。就像当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两枪让马关条约少赔点银子，就开始吹捧他不容易等等，怎么就没人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让谁来负责呢？

将战争归咎于泽连斯基“选边站队”过于简化。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在于苏联解体后俄乌身份认同的撕裂、北约东扩引发的俄罗斯安全焦虑，以及乌克兰寡头政治的腐败积弊。泽连斯基上台时，乌东冲突已持续多年，其政策更多是延续而非开创。

从个人层面看，泽连斯基在战争中的表现（如坚守基辅、争取国际支持）曾赢得一定敬意。然而，其依赖美国、未能平衡大国关系的策略，确实加剧了乌克兰的被动局面。若将其视为“买办”，则忽略了乌克兰民众对主权独立的诉求；若视其为“悲剧英雄”，则可能美化其决策失误。

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利益计算，同情无法替代战略智慧。泽连斯基未能推动国内改革、清除腐败，反而将国家命运过度绑定于美国，最终在特朗普的“交易外交”中丧失主动权。其困境既是个人局限所致，更是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结构性悲剧。

泽连斯基的遭遇值得一定程度的同情，因其体现了小国领导人在强权夹缝中的无力感；但同情不应掩盖其政策失误与对美依赖的风险。乌克兰战争的失败是多重历史积弊与地缘结构矛盾的产物，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某一方（无论是泽连斯基、美国或俄罗斯）均有失偏颇。

总结来说，就是一个美国培养的买办，被主子抛弃了。同情与否，各人有个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