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交通，从秦朝开始，历朝历代不断投入金钱、人力修建直道，促进交通。

然而，封建时代的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相当有限，无论是投入百万人力还是掏空国库，都很难做到今天这样公路遍布全国。

行路难！行路难！哪怕是在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宋朝，当时的人在出行时，也不免发出和唐代诗仙李白一样的慨叹。

那么在宋代，出个远门到底有多难呢？

在宋代，想要相对舒服出个远门，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我们先来考虑一下最基本的交通工具。

如果我们不想靠自己的双腿走到地老天荒，选择骑马的话，看我来算一笔账。

北宋的马价，便宜的七贯钱一匹，相当今天的三四千元，够买一辆小电车。

贵的马要一百多贯，等于现在的六七十万元，够买一辆轿车。

史料记载，当时做馆阁校勘（今天的社科院院士）的刘贡父都买不起好马，至于普通人出门，想要买一匹属于自己的“代步工具马”，那是想都不要想。

如果租一匹马呢？坐在宋代马夫的后座上，他每天可以前进30-35公里，每走50公里，马夫就会管人收100文。

比如魏城（今四川绵阳）的官员到东京（今河南开封）去汇报工作，现在高速公路的里程是1135公里，日夜兼程地赶路，也颠簸差不多40天，路费就高达2200文左右，这还是不带行李的预估，带行李的话，车夫还会收取“托运”费用。

我们就当在路上辛苦，胃口不好，一天只吃两顿饭，也要花30文，40天就得1200文；

出门在外也得住旅店，这家门口有招牌“久住王员外家”，经济实惠，一晚50文，40天下来得2000文；

掐指一算，统共要花5400文，也就是5两多银子。

而一个普通的宋朝人，一天也就能挣一百文钱左右，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年要吃穿用住，差不多得花费30两，收入与消费基本持平。

如果一个普通人，要想保证出门基础的衣食住行，那这笔钱真的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就算有了充足的路费，经历千辛万苦的跋涉也绝非易事。

宋代文学家曾巩描写当时的道路：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

范成大则这样描述他走过的道路：道上淖泥之浆如油，乃乱置块石，跬步艰棘，不胜其劳。

大意就是，路都是山路，平地很少。

下雨了就十分泥泞，中间还有大石块，走起来非常的艰难。

翻山越岭有滑下陡坡、衰落深渊的艰险，难怪后人有“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的感叹。

水路也十分危险，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云：涛头抛船人半空，船从空中落水中。

有时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临近长江的镇江，据统计，仅仅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中，就有五百余艘船被吞噬，而死者是船的数量的十倍以上。

一重重山，一道道水，已经是危险不已。但更可怕的，是在荒郊野岭里突发疾病。

当时的道路可不像现在这样热闹，有很多地方都是没有人烟，如果突发疾病，又得不到适当的救治和休息，很有可能就魂断他乡。

北方人初到南方，尤其容易水土不服，被蚊虫咬了还会得疟疾，在古代人的观念里，南方充满了被称为“瘴气”的毒气，吸入一点，就凶多吉少。

宋代著名的诗人陆游，从北方出远门去南方四川做官，就得了疟疾，始终痛苦不堪，写下了“瘴疠连年须药石”，疟疾反复发作的痛苦，从他写出的凄凉诗句可感受一二——“久出天魔境，胡为疟鬼来”“依旧衰颜似叶黄”。

除了食物中毒、患上疾病，旅人还要面对毒虫猛兽的侵扰。

猛虎无疑是旅人们最害怕的野兽。

《宋史》中有对虎患的明确记载：“近岁平江虎邱有虎十余据之，同里叶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专为食息之地，凡人兽之骨交藉于地。”

另外，途中的盗贼也是人们生命安全的一大威胁。

不少地方的地痞流氓对外乡人常常欺负凌辱，地方官员也对外乡人另眼相看，而不会伸张正义。

宋朝绍兴年间，有一个叫做宋正国的官员任满归乡，乘坐了桃源县船户的舟楫，在经过汉阳白湖时，全家十二口人都强盗杀害。

旅店本是出远门的人安心休息的地方，没想到有朝一日，真的成为旅人“安息”的地方。

翻开描写宋代风情的《水浒传》，里面不少针对旅人谋财害命的黑店，这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从中可以看出，在古代人的意识里，远行充满了危险，谁也不能相信。

一个宋人出趟远门，不仅要克服了翻山越岭的艰险，应对得风餐露宿的困难，还有官方通行手续，应付关防查验。

每一处都有当地各种复杂的规矩，一点疏忽或者应对有误都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牢甚至是丢了性命。

大宋虽然没有身份证，但为了证明旅人身家清白，必须携带“公验”。

一个宋代人要想出门离开家乡，就要先到户籍管理部门申请公验。

程序相当麻烦，要报备自己出行的原因、目的地、途径什么地方、逗留多少时间。

还要汇报随行的人有谁，准备带什么货物，甚至骑几匹马也要一一汇报。

要是没有申请这通行证，那连城门都出不了。

宋代针对“出境游”有这样的规定：

一、时间有限制，过境限期五日。

二、出境不得寄送书信。

三、严禁夹带违禁物品。

进出城市规矩多，但出了城门，人在江湖，不按规矩办事的坏人多了起来。

在宋代，很多人并没有出远门的机会。

所以，就算事前做了许多准备，但面对旅途中随时发生的变化，很难及时反应过来，应付突发的困难。

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群宋人远行，居然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浪漫。

这就是宋代的文人——欧阳修、范仲淹、苏轼、柳宗元……

他们由于被贬谪，一生都在奔波中度过，可能是对宋代行路之难，最有体会的人群，但他们从未被这份艰辛打败。

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他被贬往永州，带着67岁的老母亲来到这个穷乡僻壤。

永州在当时虽然是一个荒凉的地区，但四周有著名的九嶷山、衡山、五岭山脉中的越城岭都庞岭等崇山峻。

奔腾的湘江和潇水都横越州境并在境内汇合，因此全州山陵起伏,河流纵横，衬托着一块块田野，风景非常奇美丽。

紧接着，又探游了小丘西的小石，朝阳岩东南的袁家渴，袁家渴西南的石渠、石涧，西山以北逾越黄茅岭的小石城山等。

此外，他还曾到过离城70里的黄溪。

游览回来后，写出了著名的一组游记散文“永州八记”——

《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在这些山水游记中，柳宗元用他那绚烂的彩笔描绘赞赏了美好的自然景物，叹惜它们的长期被埋没和庆贺它们被自己所发掘，从而倾吐自己的政治苦闷。

表达对这埋没人才的不合理社会的愤意。这些游记，近千年来，一直被广大读者所传诵。

在永州整整十年间，他不仅不惧现实的道路险阻，探访群山，他的精神也一直在“行路”。

贬滴的生活环境里，物质困乏，精神苦闷，严重地摧残着他的身体，但这种生活也使他获得更多的锻炼和体验。

他进一步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生活痛苦和思想感情，更深刻地认识到权贵们的丑恶面貌和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

这时他又有机会广泛地钻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吸收，因而大大提高了认识水平和文学修养。

于是，他奋笔为文，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批判黑暗的现实，宣传进步的主张，提倡散文革新。

他的著名作品如《封建论》、《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六逆论》、《段太逸事状》《三戒》等，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它们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闪耀出灿烂的光芒。

当我们在感叹行路难，行路难的时候，不要忘了柳宗元的行路难。

“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

你可曾知，夸父追赶太阳，追逐着日落的方向，跳过了北海，越过了昆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