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根据真实经历改编，由网友亲身经历为原型，为增加可读性，部分细节做了艺术化处理，感谢大家阅读。
1978年，我提干后首次回家探亲，偶遇了昔日的老战友李大山，他在街头卖烤玉米，生活显得颇为艰辛。回想起我们一起报名参军，一起经历征兵体检，一起穿上军装的日子，再看看他如今的境遇，我不禁感慨万千。
在得知他退伍后生活的不易后，我默默地在他家中土炕上塞了195元，那是我当兵三年来攒下的所有积蓄。
1976年3月初，公社的老槐树下贴出了部队征兵的告示，我和同村的李大山不约而同地报了名。
我们俩从小就是形影不离的伙伴，虽然我们家隔着几条曲折的田埂，但读书时是同学，关系也不错。
小学我们是同班，后来我去读了初中，他则回家帮忙种地，已经几年没联系了，直到这次征兵才再次相遇。
过了半个月，公社主任告诉我父亲，说公社武装部已经通知了，让所有报名的青年在3月15日，去镇卫生院参加征兵体检。
15号清晨，我和李大山借了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就往镇卫生院赶，当时自行车在村里还是“稀罕玩意”，有自行车的农户很少，很多都是从城里“淘”的二手车。
因为要走七八公里的崎岖小路，等我们到达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卫生院里已经挤满了前来体检的年轻人。
然而到了四月份，3月村里一起体检的青年，包括李大山，都收到了入伍通知书，还领到了崭新的军装，可我却一直没收到任何消息，更别说军装了。我和我父亲心里那叫一个急，赶紧跑到镇武装部问问情况，一问之下才知道，新兵名单里竟然没有我的名字，我们郁闷的回了家，赶紧告诉了公社主任。
直到4月7日，公社主任急匆匆地跑到我家，让我上午九点到镇武装部去一趟，但至于是去干嘛，主任也没细问。
我一听心里是又惊又喜，既希望是他们漏发了，也担心我的名额被别人占了，所以八点半不到就守在了镇武装部的门口。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是镇上把我的名字给写错了，找不到人，所以一直没人通知我。
随后，我拿到了入伍通知书，还在隔壁房间领到了一个军绿色的背包，里面装着军绿短袖、作训服等。
等到4月中旬入伍的那天，我和李大山都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在镇上的广场集合。广场外围满了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我们的父母也在其中，眼里满是不舍和骄傲。
1976年4月18日，载着我们400多名新兵的大巴车队，最终抵达甘肃的一处驻地，开始了紧张的新兵训练。
新训后，正式下了连队，我们这批新兵，被分到了不同的连队，我成了工程兵，跟着团里去山里修建防空工事，而李大山则被分到了通讯连，从此我们便没了联系。
可下连队后我有了新的困惑，因为我的家乡在凤凰山脚下，入伍前，我们家里种桃树、耕田，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本想着到了部队后能摸摸枪，结果却整天忙于修建工事，我觉得还不如回家务农……
班长看我休息时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于是专门来找我“聊聊”，我倾诉完心中的困惑后，班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他完全能理解我的感受，因为他当年也是从这样的困惑中走过来的。班长是江苏人，那里是富饶的水乡，刚到这片山区修建工事时，他也感到非常郁闷，是他的老班长和排长帮助他度过了那段迷茫的时光。
排长的话，我全都听进去了。毕竟转念一想，来到部队后，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是部队提供的。
而且入伍这半年来，我不仅每个月有6块钱津贴，而且长高了8公分，体重增加了15斤。
从此我便不再纠结这些问题，一心钻到了火热的训练和工程任务中，自此我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甚至还给我们团争了光。
1978 年 4 月，在师里组织的业务比武中，我得了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这一年，我入了党，还拿了个三等功。
再后来，到了1979年，由于我踏实肯干，而且业务能力出众，组织考察后给我提了干，不过79年以后非军校生提干的就越来越少了，当时也算是赶上了好政策，但我不是第一候选人，而是第二候选人，不过第一候选人是城市兵，不过被他母亲发电报拦了下来，于是我就顺理成章的“接班”提干。
提干后我工资是 55 元，除了伙食费和日常的开销以外，基本每个月都能剩下40 元左右，而这些钱，我都存了起来。
这时候我才发现，入伍这几年来，只回家探亲过一次，而且还没回家过春节，刚好在我提干这一年，也就是1979年年底，这年士兵们春节回家异常的少，于是我申请春节期间回家探亲。
于是，1980年初，我回家探亲，刚进门，父亲就迎了上来，不过他看到我身上穿的还是只有两个口袋的战士军装，似乎有些疑惑。
父亲问我你不是已经是干部了吗？我听说干部都是穿四个口袋的军装，你怎么还穿着两个口袋的战士军装呢？
我尴尬的挠了挠头，回答父亲说我这不是才刚提干不久，不想太招摇，而且两个口袋的军装也穿习惯了，索性就穿这件回来了，父亲听后，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不过在这次回家探亲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大年初五，我来到县城最热闹的街上，不经意间瞥见路边有人拉着平板车卖烤玉米，正当我犹豫要不要买一根的时候，一阵熟悉的声音穿透寒风，传入我的耳中：这玉米是自家地里种的，特别甜！
我纳闷，这不是当初和我同年入伍的李大山吗？我连忙凑近那烤玉米摊，见他正忙着给两三位顾客挑选玉米，显然没留意到我的靠近……
直到我走近了，这时李大山才惊觉站在面前的是我，尽管我穿着便服，他仍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寒暄了几句后我便陪着父母继续在街上转悠。
不过回村后，我一直对白天的事情念念不忘，于是专程去了趟李大山家里，到他家后我纳闷地问起，你退伍后没分配吗，怎么在街上卖烤玉米呢？
李大山闻言叹了口气，缓缓告诉我，他退伍后被安排到了县里的农药厂当工人，可父亲却在村里干活时摔断了腿，为了给父亲治病和补充营养，家里经济压力骤增，于是就在过年休息期间来县里面卖烤红薯，以补充家用。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安慰，于是闲聊了起来，又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临走时，我悄悄把兜里仅有的195块钱，塞到了他家土炕边上的角落里。
这195元虽然不多，但也是我当兵三年来攒下的所有“积蓄”，探亲假结束后我便回到部队，临走前托母亲，务必要等到我上车后才能告诉李大山那“藏起来”的195元。
后来我又在部队干了几年，1984 年提到连长，正当我准备在部队再干几年的时候，全军大裁军，我们团里精简整编，很多的干部战士离开了部队，我也于 1985年脱下了军装，回到了我们县。
不过但由于当年军转干部太多，所以没有进机关单位，而是去了纺织厂的办公室。
我转业回来时，李大山家里的困境已经渡过了，还在前一年凑了个整，还给我母亲200元。
转业回来后，李大山也经常邀请我小聚，感谢我当年对我的帮助，而我则是一脸的淡然，毕竟我觉得，邻里邻居之间，谁家没有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也是举手之劳，没必要放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