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首先获得公开。

随后数年，日记内容陆续发表，时至今日，业已完全公开。这部由蒋介石亲自撰写，时间从1915年至1972年8月，跨越57年、持续写作而成的日记，于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这部日记中，小到每日天气、温度、星期几，大到军事、政治，俱都有所记载。

毫无意外，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了国民党失败之缘由，这位国民党总裁没做什么自我反省，便将过错归结于他人。

在他看来，国民党失败根源在于他人不尽忠尽职、不为党国考虑。

此处所指“他人”，主要便指马歇尔、李宗仁——一人是著名美国五星上将，一人是国民党桂系代表人物。至于蒋介石为何首推这两人，还得从彼此恩怨说起。

蒋介石从在日本留学时，就开始写日记。那时候国内“二次革命”失败，他逃亡东京“巧遇”孙中山，自此和国民党纠缠一生。

至于李宗仁，则是板正的军人出身。从陆军小学毕业后，便一直在军队摸爬滚打，从准尉干起，到少尉、中尉，势力越来越大。

一人从政、一人从军，彼此起初互不相识。不过两人都有手腕、能力，蒋介石到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用纵横捭阖之术，将汪精卫、胡汉民一一踢出局，隐隐成为了国民党“头号人物”，而李宗仁则成为新桂系军阀首脑，两人“纸面”实力相差无几。

1926年春，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广州见了第一面。首次见面，蒋介石就给李宗仁留下了“共患难难，同安乐亦难”的印象。

至于蒋介石对李宗仁的印象，则停留于尽量拉拢阶段。

毕竟他才踢开汪精卫、胡汉民，掌握政治大权，军事力量依旧薄弱，而以白崇禧、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恰能补足这一点。

因此自从李宗仁来广州后，蒋介石隔三差五就去拜访，并主动给新桂系拨了一批军用物资，让新桂系将领降低了对他的戒心，认为其是可交之人。

而他为将李宗仁牢牢绑在他这条战船上，还主动递帖和李宗仁皆为异姓兄弟。

同志加兄弟，两人有了较长一段“蜜月期”。

反共、反武汉国民政府、发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系列反革命行为中都有李宗仁的影子。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李宗仁几乎和蒋介石“平起平坐”，而李宗仁又手握新桂系这张军事王牌，让蒋介石另眼相看的同时，也感到不安、恐惧。

蒋介石心生嫌隙的同时，李宗仁也有了其他想法。彼时蒋介石手中除一群战斗力不强的杂牌军，成建制的部队就只有第一军、第七军，第七军由他自己牢牢掌控，不免让李宗仁决心趁机捞取政治资本。

各怀鬼胎的两人在“东征讨蒋”中嫌隙渐生，这让彼此从盟兄弟进而走到对立面。1927年8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蒋介石一败涂地，李宗仁则成了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首次蒋李之争以李宗仁胜利告终，这也为之后国民党派系林立、权力倾轧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被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逼着下台，蒋介石怀恨在心。

好在其南京底子还在、班底依旧，再加上帝国主义支持，在新桂系面对孙传芳部独木难支时，他被人迎回了南京城，重掌大权。

自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绝对领袖，集军、政、党大权于一身。东山再起，自然是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新桂系“逼宫”的一箭之仇，让他不报不快。从1928年8月，他就发布了系列政令，开始夺取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的军政大权，打算玩一手“过河拆桥”，李宗仁等人奋起反抗。

然而蒋介石早已做大，手握军、政、党大权，李宗仁等何以是他的对手？

中原大战后，李宗仁一败涂地，狼狈回到广西。

蒋介石并未打算就此放过，意欲整备大军进军广西，李宗仁毫不示弱，眼看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九·一八”事变打乱了全局。

1936年9月，李宗仁抵达广州。

当天晚上，蒋介石一如八年前那个晚上，亲自登门，与之握手言和，表示过往一切不再提，从此还是好兄弟！

不久抗战全面爆发，两人携手抗日，看似和好如初，实际依旧各怀心思，不过两人在一件事上意见格外一致——反共。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写下“必须根绝净尽”，此后抗日期间，也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李宗仁紧随其后。

不过在两人掀起一股股反共高潮时，美国却“意外”出来搅局，让蒋介石很是不爽。

抗战爆发初期，蒋介石一度期盼美国能给予援助，甚至不惜自降身份，结果美国以“公正的中立”为说辞，拒绝援助。

随着战事吃紧，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从“乞援”到“争援”，为获得美国支持，他先后数次让人到美国游说，并致信罗斯福。

费尽千辛万苦后，总算获得了美国一次微不足道的援助。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再也不能坐观上壁，蒋介石从“争援”到“要援”，他认为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理应得到列强援助。

面对蒋介石的“理直气壮”，美国反倒不刁难，当即给了国民党一笔五亿美元贷款。

倒不是美国大方，而是其希望利用中国的人口、纵深牵制住日本，以支持美国将重心放在欧洲战场。

从美国在各大战场的投入来看，亚太地区的开支最小、取得的效果最好，收获的回报最多。

基于此，美国还将史迪威（美陆军中将）派到中国，名义上是协助国民党，实际上是来和蒋介石“争权”。

更让蒋介石恼怒的是，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甚密。于史迪威代表的美国来说，并不在意国共之争，要的是相对平稳的亚太环境。

故而史迪威在见识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后，决定和中共合作。

蒋介石对此反应很大，最终迫使史迪威离开中国。可由于蒋介石对美国过于依赖，双方依旧没能完全撕破脸皮。

蒋介石与美国矛盾日益加深，李宗仁与美国关系却愈发亲密。

不过这一切隐患、纠纷都被深埋于二战胜利的伟大胜利下，蒋介石尚且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

然而没过多久，他的笑容便不再。

1945年12月，美国特使马歇尔被派往中国。

马歇尔到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调停国共问题。前面提到，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亚太环境，实现其全球战略。

因此当蒋介石试图用军事手段收服中共时，美国立马叫停，并派来了“钦差大臣”。

美国意思很明显，就是不能打！

蒋介石肯定不同意，由于抗战刚胜利，他在民众中威望正高，再加上美国援助，中苏签订同盟条约。

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凭什么不打？在他看来，这场仗必胜。

可蒋介石忽略了中国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对战争的憎恨，历经长达百年的动乱后，老百姓只想要政府休养生息、发展经济，过几年安生日子。

蒋介石不管不顾，铁了心要打，谁也拦不住。

而被派来的“钦差大臣”马歇尔，曾在蒋介石与史迪威冲突中公开支持史迪威，这让蒋介石感到了巨大威胁。

马歇尔与史迪威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有一个五星上将的军衔，还是美国的中流砥柱，备受杜鲁门器重。

从美国将马歇尔派到中国，蒋介石就已然了解美国的决心。正是如此，他感到愤怒，却又有深深的无奈。

好在马歇尔初到中国后，协助国民党“运兵”，并愿意替他解决中共武装力量这一棘手问题，两人相处还算“愉快”。

可随着国共争端明面化，马歇尔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1946年1月9日晚，马歇尔和蒋介石就国共近日冲突开诚布公谈了一次，马歇尔表示将妥善解决相关问题。

而妥善解决的方案，又明显倾向于中共，这让蒋介石大失所望，决心和其争夺主动权。

随着国共谈判深入，蒋介石将一应不顺心解决方案尽皆算到马歇尔头上，认为他和中共交往过密，全然不顾大局。

在《蒋介石日记》中，亦有相关描述。

“坚持自我主张，不受其威胁所摇撼也。”

在蒋介石和马歇尔这场争锋中，蒋介石稳稳占据上风，任凭马歇尔一再施压，努力调停，始终无法说服蒋介石。

从始至终，蒋介石都有恃无恐，看似在意美方态度，实则一意孤行。

毕竟美国一定会支持国民党，而苏联暂时又不敢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

掌握这一要点，蒋介石想打就打、想谈就谈，马歇尔无计可施。

更让马歇尔气愤的是，蒋介石利用谈判“钻空子”——打的赢，就对美国不理不睬；打不赢，就让美国调停。

不愿充当“裁判”的马歇尔，决定回到美国。

走与不走，都改变不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

原本占据主动的美国，也被他拉下水，只能提供军事援助、经济援助。

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一败再败，这让美国很失望。正如司徒雷登（前美国驻华大使）所说：

“蒋介石资望日趋式微。”

蒋介石式微，李宗仁资望则日高。

从1948年起，李宗仁的照片开始频频出现在美国报纸上，这位国民党“革新人物”声望大有超过蒋介石之势。

原本被架空的李宗仁又觉得行了，试图和蒋介石在政治上扳扳手腕。

在美国的支持下，他成功竞选上副总统一职。

1948年冬，国民党连失数城。

国内国外声讨蒋介石之声势愈发浩大，李宗仁趁机联合白崇禧再度“逼宫”，本就有隐退幕后操纵之意的蒋介石，顺势让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自己则躲在奉化溪口利用电台远程操纵军队继续抵抗。

看似成了国家元首的李宗仁，除了虚衔之外，手中没有军权、政权，处处受到掣肘，只能看着蒋介石遥控指挥。

隐居幕后的蒋介石，一如既往地固执，自然一败再败。东北、华北等地解放后，紧接着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

一败再败、一退再退，蒋介石一边准备后路，一边把罪责甩到李宗仁身上。

实在气不过的李宗仁，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话，希望两人见一面，蒋介石同意。

见了面后，李宗仁开始控诉蒋介石桩桩件件，蒋介石反倒十分平淡。

在他看来，两人从头到尾的争斗，李宗仁都是失败者。

于胜利者来说，他感到骄傲，自然不会计较。

这一面之后，两人再也未见。

而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宣布复职，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被委任为代总统）职务，从此在台湾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独裁政治生涯。

以上不难看出，蒋介石之所以将失败根由归结于李宗仁、马歇尔两人身上，其一是李宗仁与蒋介石争权最久，曾成功过数次，蒋介石心有不悦；

其二是马歇尔在国共和谈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定程度上掣肘了蒋介石。

然而不管是马歇尔还是李宗仁，两人都未影响到蒋介石的根本，发动内战是他一意孤行，国民党失败是因失去民心。

若论失去江山的罪魁祸首，当属蒋介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