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菏广相约，牡丹传情。几百年来，一代代从业者“下广”催花，不仅为菏泽牡丹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还为“保种保源”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广大从业者开辟了海路、陆路、河运等“下广”通道，催生了花帮、花居子等新生事物，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增长了见识。

冬至时节，寒风凛冽，万物寥落，催花牡丹大棚内却暖意融融、生机盎然，一盆盆牡丹初露丰姿，枝条伸展，花蕾娇艳欲滴。

“供应春节市场的催花牡丹已经进入小风铃期，这是牡丹生长的关键时期。”12月21日，菏泽诚美花木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李洪勇说。

与此同时，菏泽“下广”催花牡丹正沐浴在亚热带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菏泽是“中国牡丹之都”，广州是“四季花城”，两地虽然相隔1500余公里，但文化相通、人缘相亲、情谊相融，一朵花将两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目前，在广州年宵花市场上，约90%的催花牡丹来自菏泽。

菏泽牡丹专家赵孝庆介绍，据现有史料和广大花农世代相传的说法，菏泽牡丹催花历史可以上溯至明代。自那时起，以菏泽赵楼花农为代表的牡丹从业者开始尝试“下广”催花。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兴起，中国的纺织品和瓷器传入欧洲。牡丹作为纺织品、刺绣和瓷器图案的重要内容，当时便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不过，他们认为，与龙、凤等形象一样，牡丹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文化符号，并不真实存在。

直到16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代表来到中国，亲眼看到了牡丹，回国后有人对此做了报道。这是有关西方人看到牡丹的最早记载。

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大约在1786年，英国邱园主人约瑟夫·班克斯读了这篇文章，并看了许多中国画，对牡丹产生了兴趣。他让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师亚历山大·杜肯在广州为他收集牡丹，随后将牡丹送到邱园。1789年，这些牡丹中有一株开出了高度重瓣的红色花，这便是最早引种到欧洲的中国牡丹。

那时出现在广州的牡丹应为催花牡丹，在当时的中国，唯有菏泽花农到广州催花，因此16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代表看到的牡丹，应该为菏泽催花牡丹。1786年在广州收集的牡丹，也应该为菏泽催花牡丹。1789年，欧洲大陆开出的第一批牡丹花，正是经广州引种的菏泽牡丹。

赵孝庆介绍，根据当时史料对花的描述和标本图，可以认定这些牡丹为催花牡丹品种大胡红，说明菏泽那时候已经筛选出适宜“下广”催花的牡丹品种。这在李嘉珏、张西方、赵孝庆合著的《中国牡丹》中有记载。

截至目前，大胡红仍然是菏泽“下广”催花的“当家花旦”。

菏泽老一辈牡丹从业者赵守文于1915年前后所著的《菏泽牡丹史》（手抄本）中记载：“菏泽花农春节催花，京津、苏杭、福广皆有人去。”

菏泽牡丹“下广”路线也分“陆路”“海路”

正如丝绸之路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说一样，菏泽牡丹“下广”路线也有“陆路”和“海路”之说。

据老花农赵守先回忆，那时候，“下广”没有汽车、火车，交通不便。广大花农都是用輷车子（木制独轮车）将用于催花的牡丹推到济南的泺口码头，然后装上黄河里运送货物的“平头摆”木帆船，顺流而下到达天津港。从那儿再换上海船，沿海岸线到达珠江入海口虎门，再沿珠江逆流而上到达广州。

赵守先的说法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海路”之说给我们留下一个思考题，那就是谁先想到去3000里外的广州催花？为什么去广州催花而不是到其他南方沿海城市？谁又是第一个或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于1975年开始“下广”催花的菏泽牡丹专家赵孝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据他介绍，在清朝以前，菏泽花农种植牡丹的主要收入来源于销售牡丹苗。每年秋季，牡丹长成，花农除了在本地及周边销售外，在利润的驱使下，还想方设法开拓市场。于是，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花农便将牡丹打包，然后装上輷车子，一路向南销售。

“为了保证成活率，那时候销售的牡丹一般带着土球。一般情况下，每辆輷车子装两三包牡丹，每包装60棵。”赵孝庆回忆。这批花农从菏泽出发，一路向南，经河南、湖北、湖南直到广东。

“武汉作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一个重要节点，花农要在这里销售掉一部分牡丹，其余的装车前往长沙。就这样，一路向南，边走边卖，越卖越少、越卖越轻、越卖越贵。”赵孝庆说，“自长沙至广州，天气越来越暖和，带土球的牡丹开始发芽、开花，当地人买了以后栽种到自己地里，慢慢观赏。菏泽花农总结经验，发现菏泽牡丹冬季可以在广州等地自然开花，于是开始了‘下广’之旅。”

广州人爱花赏花，也为菏泽牡丹“下广”提供了市场条件。

据赵孝庆介绍，其讲述的陆路“下广”之说，并不是“脑洞大开”凭空想象的，这在广东的《番禺志》《花地志》里有记载。在当地的历史记载中，广州人将菏泽花农称为“牡丹商”。双方相互了解熟悉后，菏泽花农开始与当地人合作培育、销售催花牡丹。菏泽人出苗木、出技术，广州人出场地、找销售渠道，这种合作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

“根据我们调查考证，菏泽下广催花有三条路线，除了海路、陆路还有河运，即菏泽牡丹自济宁通过京杭大运河南下，然后辗转至广州。当然，由于史料的缺失，目前业界对上述三条下广路线还有一些争议。”中国园艺学会牡丹芍药分会副秘书长庞志勇介绍，一代代从业者“下广”催花，不仅为菏泽牡丹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还为“保种保源”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通过下广，菏泽花农开辟了新的市场，拓宽了牡丹销售渠道，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这让他们有更高的积极性投身到牡丹产业发展中去。”庞志勇介绍，“下广催花给菏泽花农带来不菲的经济效益，也为菏泽牡丹起到保种保源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菏泽能保存下来100多个牡丹品种的原因之一。”

花居子见证菏泽牡丹“下广”催花辉煌历史

说起中国交通运输发展史，马帮和驿站是两个绕不过去的名词。在菏泽牡丹“下广”催花过程中，也诞生了两个类似于马帮和驿站的名词，那就是花帮与花居子。

“菏泽人当时下广催花、卖花，为了安全，通常结伴而行，起码要十几人二十几人同行，形成花帮。”赵孝庆介绍，“花帮在养花卖花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打尖歇脚、商讨行情的地方，这就是花居子，类似于古代的驿站。”

一个个花居子成为菏泽牡丹“下广”催花辉煌历史的见证。花居子的形成，推动了菏泽催花牡丹产业的传承与发展，也使市场越做越大。

“我祖父的祖父、祖父的父亲都曾经‘下广’催花。1973年，我首次跟随爷爷下广催花。”74岁的牡丹技师高勤喜回忆，“那时挣钱多的时候，要在床上数银锞子。听我曾祖母说，最挣钱的时候，我曾祖父‘下广’一年挣的钱置办了两顷地。”

牡丹专家赵孝知曾经在1978年，访问过多位老一辈牡丹从业者有关“下广”催花的往事。根据其文字记录，当年87岁的赵松岩回忆，不少花农赶上好年景，赚钱多的时候，从广州回来时怕在路上被抢，就和同乡把赚来的元宝、银锞子、银元凑在一起，雇佣广州的镖局护送。也有胆子大的花农，把银元缝在夹袄里，由于太重，往往蹲下就站不起来。

1978年，据菏泽赵楼“老支书”赵永臣回忆，他10多岁时，每年到附近的芦堌堆村花神殿看戏，花神殿的桌子上摆着供品，点着从广州带来的、手指粗细的高香和茶杯粗细的蜡烛，烟雾腾腾。“下广”挣钱回来的花农，跪在花神前磕头许愿，祈求来年有个好收成。广州的“忍香园”“醉观园”也与“下广”花农一块捐款、摆供品，并请戏班唱四天大戏，以表诚心。 1978年，老花农赵守珠在接受赵孝知访问时回忆：“一亩地才三块大洋，而在广州一朵牡丹花就能卖一块大洋，一本万利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