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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15日下午3点，中国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周总理的追悼大会，由邓小平同志诵读悼词，他几度哽咽，在场的五千多人全部神情悲痛，泪流满面。

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有个人因悲伤过度几度晕厥，他哽咽道：“如果周总理生前能把工作放一放，他的病本是能治好的。”

他又补充道，“周总理因为工作积劳成疾，却从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治病上。”

这个人就是陪伴了周总理十年的保健医生，张佐良。

那么，周总理到底怎么得的病？得了什么病？周总理把工作放下，病真的能治好吗？

新中国成立前的周总理

周总理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立下了无可替代的汗马功劳。

从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新政协各项准备工作；从新政协正式会议的胜利召开，到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路走来，周恩来呕心沥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周总理就鞠躬尽瘁，全身心扑在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工作上。他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小病小痛从不愿花时间去看，带病工作是常有的事。

长征途中，周总理就患过一次重病，疲劳、饥饿，再加上恶劣的环境，周总理的肝炎因拖延治疗变成了肝脓肿。

机缘巧合，走近周总理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仍然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工作，他常常因工作繁多超负荷运转。眼看着国家重要领导根本没有时间去看病，组织上集体商议，要给周总理请一位专职医生，这样可以方便照顾他。

张佐良本是北京医院的医生。那是1965年的十二月，33岁的张佐良接到上级调令，之后，他便来到西花厅，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专职保健医生，开启了与周恩来总理“朝夕相处”的特殊生活。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张佐良自然有些紧张，周恩来明显感觉到了他的心情。工作之余的几分钟，周总理便跟张佐良唠几句家常，后来周总理知道了张佐良是上海人，曾经在北京医院工作。就这样几句简单温和的话语，随即便打消了张佐良对工作的不安。

从这样的唠家常开始，张佐良内心明显感受到周总理是一个可敬的领导。那时的周总理身体还算硬朗，但谁能想到，周总理在病逝时，被病魔折磨到只剩下61斤。

“工作狂”周总理

在张佐良眼里，周总理俨然是一个“工作狂”。60年代后期，中国正值发展期，周总理承担着外交工作，每次有国外来访，他都是忙到深夜，甚至直到自己不小心趴在文件上睡着。

周总理每天的工作时长高达12小时，还经常十八九个小时不闭眼。只要他醒着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忘记吃饭也是常有的事。

直到1967年2月，周总理被确诊心脏病，但他仍坚持高强度工作，他的心脏病与别人不同，他是因为常年通宵工作，劳累过度引起的。

长期高强度高负荷工作，让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差。到4月，周总理又连续工作了84个小时，因为过度疲劳，加上严重睡眠不足，引发了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从那以后，周总理就经常需要吸氧，口服药物，才得以缓解症状。

据文献记载，他被确诊心脏病之后的2个月内，仍拖着疲惫的身体接见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等各种谈话43次 ，接见群众组织代表高达27次……

1968年，其他地方因人手不够，周恩来主动把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排出去了，他身边只剩下一个秘书，还有就是负责周总理身体健康的张佐良。

尽管如此，周总理总是在安排了工作人员休息之后，自己去工作，在他看来，人是需要休息的，但他只对自己“苛刻”，因为，很多工作都需要他亲自去做。

自周总理心脏出问题之后，就经常需要吸氧，甚至于经常会发生需要抢救的情况，每次办公，他的门外就站着医务人员，只为监护他的安全。

随着周总理繁忙的工作，再加上他不注意休息，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972年9月，他曾两次发生心绞痛，心率异常地快，经过抢救，才回到正常生活。

作为周总理的老朋友加上工作好搭档的毛主席，他曾不止一次劝周总理停下来休息，安心养病，但周总理从不停歇对工作的执着。

11月11日，对于周总理的心脏病，在中南海门诊心脏科医生组织会诊，为避免意外发生，一致认为周总理必须放下工作休息。

但倔强的周总理仍没有听从医生的意见，作为周总理的贴身保健医生，只能默默肩负起他的健康责任，时刻督促着周总理吃药、打针。

周总理被确诊膀胱癌

谁也未曾想到，这一年，癌症正在悄悄向周总理靠近。

1972年初，张佐良曾发现周恩来有少许便血，总是提醒他去医院做检查，越来越多的工作会谈，周总理早已经忙到没时间休息，哪儿敢把工作丢下。

同年5月18日，周恩来大便出现频繁便血，不得不去医院做检查，最终被确诊为膀胱癌。

确诊癌症后，周总理对医生说过一句特别让人动容的话：“我配合你们。但是你们也要配合我。”这句话就是说，对他的治疗不能打乱他的工作计划，他要的就是工作、治疗两不误。

邓颖超曾回忆，周总理患癌症初期，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是可以治好的，但主要就是因为他工作太过繁忙，无法做到按时治疗。

新中国虽然已经成立，但各个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周总理不得不一方面苦苦维系着国家的运转，另一方面兼顾个人的身体，这是常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更何况是一位已经年迈的老人呢？

这种情形下，周恩来曾有过一次罕见的真情流露，他留下过一张纸条：“不公与不干，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由此看出，当时的周总理如履薄冰、忍辱负重，虽有心去治病，但又不能放下工作。身体健康和国家大事相比，周总理选择了后者，他内心的苦闷和无奈可想而知。

1973年1月5日，周总理发生大量便血。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依然坚持先把接待基辛访华的工作完成后，才向组织请假去看病。

那时候想要请假是要报告情况的，当时周总理的报告是这样写的：“不管我检查结果如何，都会选择继续工作两周。”

当报告呈现在毛主席面前的时候，作为周总理的老友，他立即批示“同意”二字，并尽快跟周总理取得了联系，希望他能放下工作治疗一阵子。

从3月10日到24日，周总理在爱妻邓颖超的陪同下在玉泉山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并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

这年春天，毛主席的眼疾更加严重了，视力在急剧下降，周总理三番五次叮嘱毛主席注意身体，并送了一副自己使用多年的眼镜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给毛泽东的工作人员说：“这副眼镜我戴了很多年，非常好用，给主席试试，合适就留下。如果不合适，我就找人重新给主席配。”

周总理自己身体抱恙，还时常记着对老搭档的关心。

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周总理同志仍然坚持在病床上看文件，并且在病情刚刚得到一点儿控制之后，便选择了出院。

作为周总理的专职保健医生，张佐良苦劝无用，只能陪着他。

周总理病情再次加重

1974年初，越来越多的会议和压力席卷而来，周总理更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就是在这一年，周总理病情再次加重。

3月11日至15日，周恩来在305医院再次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后被诊断为癌症复发后，周恩来经常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工作。

同年8月，周总理已经在305医院住过一阵子，但病情不断反复，血尿增加，经专家会诊，确定周总理癌症扩散了。

医生诊断证明出来后，张佐良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的，但是他不敢相信，更不敢告诉周总理这个消息。

癌症扩散意味着什么，张佐良心里比谁都清楚。而且中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周总理不可能放下工作的。

张佐良强忍着眼泪，走进了周总理的病房。一个70岁的老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他怎能看不出端倪。看着张佐良躲闪的眼神，周总理就知道，结果肯定是不好的。

最后还是周总理打破了病房的沉寂：“小张，我病情如何，你直接说就行了，其实你不说，我心里也有数。我又不怕，怕的是没有时间为国家多做点儿事情了。”

张佐良站在病房一角，低着头说：“总理，您病情加重了，癌症扩散了。”周总理听后，并没有太多的话语，只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小张，你去把那些文件拿过来，我得抓紧时间工作了，我时日不多了。”

在此之前，周总理已经接受过一次大手术了，随后医疗组根据周总理目前的情况进行了第二次大手术。第二次手术后，周总理病情趋向于稳定，起居生活稍微自理了，周总理的心情也开始放松了一些。

然而，周总理的“工作瘾”又犯了，他不但让邓颖超给他带了一摞文件去医院，而且每次都熬到深夜，直到自己睡着。有时候趴在桌子上都能睡着。据张佐良回忆，他经常因为担心总理，时不时来看一眼，发现周总理没有盖被子，就立即给加上一个毛毯。

在很多人眼里，工作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身体更重要，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又何来好好工作。但是周总理又何尝不想专心治疗呢？只要一躺下，就担心工作没有做完，现在生了病，自然更想着能为国家多做点事情就多做点。

周总理病情加重后，张佐良多次劝说总理，停下工作，找个休养身心的好地方休息一阵子，病情会更好。

周总理从未听劝，也不敢停下来，国内外时局对中国极为不利，一旦停下某些工作，中国将要面临什么，周总理比谁都清楚。张佐良见状不敢多说，因为他心里也明白，国家暂时离不开总理。

最后的日子，一颗爱国心

前前后后，周总理总共经过了五次大手术，第五次手术的时候，周总理特别害怕自己下不来手术台了，在手术前还坚持让张佐良给他读了一份文件。

第五次手术完成后，总理连床都下不来了，吃饭靠鼻饲管，大小便还得需要人工肠道或者尿管。一个年迈的老人经受着手术疼痛和癌症病痛的双重折磨，周总理的精气神越发消失不见了，很快瘦成了骨瘦如柴的老头。

基于此，组织上为了保证总理的生活质量，同时延长他的生命，派了医疗组专门照顾他，身体早已经承受不了手术的折腾，只能进行内科保守治疗。周总理看照顾自己的医务人员如此之多，更是感受到自己时日无多，时常给他们说：“我没事儿，你们把医务人员分出去吧！现在医疗资源那么紧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太多。”

有时候，周总理实在痛苦极了，忍着痛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他的声音或许很小很轻，因为实在没有力气了。

在周总理心里，新中国的成立，国家的崛起，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疗愈，一种慰藉，任何人的语言是无法替代的。

张佐良站在病房里，听着周总理唱的国歌，看着周总理竭尽全力唱歌的样子，不禁泪水打湿了衣衫。这个时候，他也无能为力，只能陪着周总理。

一天晚上，周总理突然喊了喊张佐良，嘴巴张开半天，始终说不明白。张佐良意识到什么，马上趴在周总理的床头，这才听清楚周总理说的话：“我实在痛得受不了啦，我可以哼哼几下吗？”

瞬间，张佐良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水，癌症的疼痛他是知道的，这个时候，总理要求“哼哼”几下，那自然是痛到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张佐良马上带着哭腔说：“总理，你要是疼，就随便哼，没事儿的。”

随后的日子，张佐良一直陪伴在周总理的左右，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所有的病痛折磨他都看在眼里。周总理不同于常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

就这样，一直维持到1976年1月8日，总理闭上了双眼，彻底离开了人世。

就这样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1976年1月15日下午三点，在中国人民大会堂举办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张佐良在一旁忍不住痛哭起来，他说如果总理可以放下手头的工作歇一歇，配合治疗，病情根本不会变得这么严重，治愈也完全没有问题。

听完这句话，在场的五千多人都忍不住潸然泪下。为了人民的幸福和祖国的建设，总理没有一刻停止过他的步伐，为了国家的繁荣复兴，他牺牲了自己。

很可惜的是，当时毛主席病重已无法移步，他很遗憾自己未能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当身边护士在第二天清晨替毛主席念起追悼会报纸时，他默不作声、泪流满面。

有人曾统计过，周总理从1974年6月11日住院一直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在他生命最后的587天里，总共约人谈话220人次，谈话最长时间高达4小时20分；公开会见外宾高达65次（含港澳人士3次），每次大约1小时，最短的1次是15分钟；开会32次，去医院外看人5次。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活动。

随后的日子里，周总理一直在强忍着疼痛坚持工作，为国家鞠躬尽瘁！为的是早一天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送别周总理那天，有人凌晨便起来了，长安城的街上人山人海，哭声如潮。只希望在天堂的周总理能够多休息，少操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