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餐时，我与父亲发生了争执。起因依旧是那个老问题——人情世故。这次是因为大伯的侄女最近喜得贵子，即将举办满月宴，父亲希望我准备两百元作为贺礼。

我尽力回忆，却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位远亲的记忆。我一如既往地拒绝了，父亲一如既往地责备我冷漠、缺乏人情味。我们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因为这类社交活动而产生分歧。

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但对人情世故情有独钟。他那一代人中，只有他从农村奋斗到了城市，这是我从小听到的故事。那个时代的艰辛无需多言，父亲是在亲戚们的帮助下完成学业、找到工作的。面对那些依然在田间劳作的亲戚，他既有优越感也有愧疚感，因此特别重视这份亲情，无论是帮忙还是借钱，他总是义不容辞。

更不用说逢年过节，我们总是要回乡过年，拜访亲朋好友。每家都要带上礼物，每户都要聊上几句，即使家里经济紧张，这笔开销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父亲已经年过六十，每年大年初一他还是要早起，向村里的长辈拜年。随着村里人建新房，住得越来越分散，这样一家家拜访下来，既费时又费力。去年，在家人的再三请求下，父亲勉强同意将拜年时间从凌晨三点推迟到五点，而他的同辈们早已不再出门拜年，而是在家等待晚辈的拜访，父亲却风雨无阻。

礼金的交换是最重要的。不仅是亲戚，邻居家有红白喜事，父亲也会送上礼金。随礼是一门学问，不仅关系到与当事人的关系，还关系到与其他送礼人的关系。通常，每个家族都会根据辈分和亲疏关系来设定礼金数额，大家遵守规则即可。如果要改变，也需要集体讨论和表决。古人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父亲却总是独树一帜，每次给的礼金都比别人多，这让亲友们颇有微词，但他并不在意。

更过分的是，随着我们长大，父亲要求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到这些社交活动中。

从初中开始，我就外出求学，对即使是叔伯这样的近亲，印象也大多停留在过去或父亲的描述中。更不用说工作后，生活压力巨大，每月要还房贷、车贷，还要按时还信用卡，闲暇时我只想在家好好休息，哪有心情去维护亲友关系。

有些同龄的亲戚，小时候我们关系很好，现在却天各一方，一年到头难得见上一面，微信聊天也很少开启，唯一的交流就是在家族群里抢红包。真的见面了，除了几句客套话，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所以即使因为老一辈的事情聚在一起，很多时候大家也都是低头玩手机，以此来避免尴尬。

此外，小时候我对亲戚的理解是通过父亲的眼睛，看到的是和睦相处，互相帮助。长大后我发现亲情并不像他描述的那样纯洁，充满了勾心斗角和攀比。记得去年过年大家一起吃饭，小叔叔得意地说他儿子在市重点中学的清北班，将来一定能上985大学，姑姑则不经意地透露她女儿考上了公务员。最后，话题都转向了我。

“怎么样？这么大年纪了，该结婚了，别让你父母操心。”

“女孩子的青春就这么短，你也要看清楚自己的条件，别太挑剔。”

他们并不了解我的生活，却因为长辈的身份，随意指责。妈妈坐在我旁边，握住我的手，示意我忍耐，她对处理复杂的妯娌姑嫂关系已经习以为常，最好的办法就是视而不见。父亲则是见到了亲友团，一个劲儿地点头附和，希望对我的评判更加激烈。

路遥先生曾这样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亲戚。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二字看得美好而重要。长大后，开始独立生活才知道，亲戚关系往往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

我对这样的亲情往来感到排斥。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认不了”，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去维护那些陌生的远亲关系。

我明白，这是我们两代人不同的亲情观的碰撞。

对父亲来说，亲情是无私的付出，亲人之间有着天生的情感联系，他有着典型的“熟人社会”思想。这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概念，指的是上一代人大多生活在农村、小城镇，人际关系稳定，因此对亲情有更多的依恋。而且，作为男性，他是亲情关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享受了家庭的团结和温暖，已婚的姐姐在他结婚时提供了资金支持，未婚的妹妹帮他照顾孩子，他享受了亲情的所有好处。

作为Z世代的一员，我的思想更接近“陌生人社会”。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为了追求梦想，四处奔波，自由选择想要停留的城市，与每个人都是短暂的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更注重个人感受，对亲情的需求并不强烈，同时，我们厌恶虚伪的迎合和暗中的攀比，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是无效的社交上。

父亲对此不屑一顾。但我不需要他的理解，就像他不需要我的理解一样，生活的主动权毕竟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