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澜昌

韩国在短短11天内连续发生两起山林灭火直升机坠毁事件，一条条本应在空中守护民众生命财产的飞行轨迹，却以悲剧画上句号。这一连串事故不仅暴露了韩国山林防控体系的系统性漏洞，更凸显出一场关于“生命保障”的迟到反思：老旧装备何以继续上天？高龄飞行员为何仍被推向火线？政府对山火频发背景下的危机管理，又是否真正负起了责任？

大邱的坠机事故发生在4月6日，一架贝尔-206L直升机在执行灭火任务时坠毁，驾驶员、年逾七旬的资深飞行员不幸殉职。这架直升机生产于1981年，已有44年机龄，本就是“悬在空中的古董”。哪怕维护得当，也无法改变其在高强度作业中潜藏的结构性风险。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这类直升机并非个例。据韩国山林厅数据，全国现役50架消防直升机中，有33架服役超过20年，12架服役超过30年。当老化成为主流，意外也就成了必然。

除了设备老旧，飞行员的超龄服役问题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大邱坠毁事件中的飞行员郑某已年满74岁，而上个月在庆尚北道坠机事件中遇难的飞行员也已高龄73岁。国际民航组织（ICAO）早已建议，直升机飞行员的安全服役年龄应不超过65岁，而韩国并无相关强制性法规，仅凭个体健康状况自行判断是否“还能飞”。这在其他行业早被淘汰的“经验主义”，如今竟然主导着极端复杂、要求极高的高空救援任务，这不是责任的缺失，而是对风险的纵容。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与私营航空公司的“租赁模式”所带来的监管真空。在大邱一案中，失事直升机并非政府自有装备，而是从民间航空公司租赁的。为了节约成本，一些地方政府在采购或租赁灭火直升机时往往“以价取人”，忽视了设备的技术状态、保养纪录乃至飞行员的身体状况。在急功近利和预算紧缩的逻辑下，安全早已被挤出了优先级前列。

与此同时，山火本身的频发也加剧了整个系统的负荷。韩国今年春季以来经历严重干旱和大风天气，山林火灾频繁发生，清州、顺天、江原道等地接连告急，仅3月的“最严重山火”就造成30人死亡、4.8万公顷土地焚毁。山火本已是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双重压力下的自然灾难，而在这样的高危环境中投入使用的，却是年久失修、驾驶员老迈的高风险航空设备，最终变成了人祸的诱因。

韩国政府在庆尚北道坠机事件后，曾宣布全面检查全国消防直升机，却在不到两周后再次发生类似悲剧。这说明所谓“检查”，不过是应付舆论的临时补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整改。每一次坠毁背后，牺牲的都是最前线的飞行员，损失的是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与资源。而“事故-喊话-无果-再事故”的循环，正在一点点摧毁公众对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信任。

事到如今，韩国必须不再拖延。一方面，亟需建立直升机装备的“强制退役年限”制度，对已服役超过30年的高风险机型进行快速淘汰，杜绝“铁棺材”升空。另一方面，应立法明确飞行员年龄上限与定期体检机制，避免高龄人员在极端条件下作业。同时，对于依赖租赁的模式，中央政府也应出台统一标准，设立严格的审查机制，防止地方以成本压倒安全。

此外，应对频发山火的手段也亟需升级。过去依赖单点空中灭火的方式已不适应大规模森林灾难的现实。韩国需要发展更综合的应急响应机制，包括卫星监测、无人机巡查、地面智能部署系统等，同时推动森林防火意识的全民教育。面对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现实，依赖老旧设备与人力疲劳的时代已经过去，技术革新和制度更新才是硬道理。

坠机已成过往，生命不能重来。每一次坠毁的螺旋桨声，都在呼唤更负责任的公共治理。这不仅是韩国的问题，也是所有高风险、高密度城市国家应引以为鉴的镜子。当现代社会的发展以效率与预算为中心之时，“保障人的生命”这一底线，不能再被置于表格和文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