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浪漫？一国军上校夫人被6人轮奸，白崇禧与蒋介石参与调查

世人总说民国年间是个浪漫的时代，可谁又知道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竟发生过如此骇人听闻的惨案。1948年的武汉，一位国军上校夫人陈愉在医院遭遇了令人发指的凌辱，6个衣冠禽兽竟敢明目张胆地实施如此恶行。更令人寒心的是，当她寻求司法公正时，却处处碰壁，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险些遭到不测。这起震惊武汉的案件，最终惊动了白崇禧与蒋介石，可即便如此，真相的大白之路依然充满荆棘。这些＂体面人＂为何如此胆大包天？他们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势力？案件的转折点又在哪里？

一、骇人听闻的罪行

1948年的武汉，正值国共内战白热化阶段。9月9日这个注定不平凡的夜晚，汉口陆军总医院11号病房内，陈愉正在照料患有肺结核的丈夫楼将亮。楼将亮是国军整编第9师上校团长，因病情严重不得不暂时离开部队住院治疗。

当晚10点左右，确认丈夫已经入睡后，陈愉拿着一些衣物前往住院部走廊尽头的盥洗室。这个时间段本该是医院最安静的时候，但17号病房内却灯火通明。病房里的几个军官正借着打牌的名义密谋着不可告人的罪行。

这群人以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中校主任崔博文为首，成员包括少校军医曾立民、少校副官石盘和上尉军医凌志同。另外两名平民身份的男子——汉口市督查局工作人员查大钧和在校大学生袁尚质也在其中。这些人早在几天前就注意到了陈愉的行踪规律。

当陈愉走进盥洗室没多久，6个人便悄无声息地尾随而至。他们先是切断了盥洗室的照明电源，趁着黑暗将陈愉制服。虽然陈愉拼命挣扎，但寡不敌众，很快就被拖入17号病房。

病房内，这群禽兽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施暴。为了防止陈愉的呼救声传出去，他们用毛巾堵住了她的嘴。同时，他们还派人在门外把守，以防有人经过。整个过程中，这些人不仅实施暴行，还不断用言语羞辱陈愉。

这起暴行直到凌晨2点才结束。临走前，6个人还威胁陈愉不许声张，否则不仅会杀死她的丈夫，连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也不会放过。他们甚至嚣张地表示，有关系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就算告到天涯海角也没用。

案发后第二天，陈愉强忍着痛苦来到医院院长蔡善德的办公室。她不仅带来了被撕毁的衣物，还保留了一些关键的物证。然而，蔡善德听完事情经过后，却表现出异常怯懦的态度。他暗示陈愉，这些人在医院都有着复杂的关系网，劝她最好不要声张。

与此同时，6名罪犯也没闲着。他们立即开始销毁证据，将17号病房彻底清理了一遍。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各自的关系网开始打探陈愉的背景，准备实施更多的威胁和恐吓。

几天之内，这6人就像人间蒸发一般，全都离开了医院。他们似乎胸有成竹，认为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关系网，这件事根本不会有人敢追究。然而，他们低估了一个女人维护尊严的决心，也低估了即将到来的舆论风暴。

二、陈愉的艰难求告路

陈愉首先向医院保安处报案，但保安处以＂案情重大＂为由推诿到武汉警备司令部。9月12日，陈愉前往武汉警备司令部刑事组递交了详细的书面报告。然而，刑事组的态度却十分消极，仅仅询问了几个基本问题就不了了之。

面对各方的冷漠，陈愉决定亲自前往南京，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提出控诉。9月15日，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踏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这一路上，她不得不时刻提防那6个罪犯派人跟踪。

到达南京后，陈愉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递交了详细的控告书。控告书中不仅列举了案发经过，还附上了当时留存的物证。政治部虽然表示会认真处理，但实际上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

就在陈愉在南京等待消息期间，那6名罪犯已经通过各种关系网打通了武汉当地的关节。他们不仅伪造了不在场证明，还收买了几名医院的工作人员作伪证。更有甚者，他们还散布谣言，称陈愉与人有染，这起案件不过是一场＂你情我愿＂的闹剧。

10月初，陈愉获悉丈夫楼将亮的病情突然恶化。她立即赶回武汉，却发现丈夫的病房被调换，用药也出现了异常。经过暗中调查，她发现医院的某些人故意在丈夫的药物中做了手脚。这一发现让她意识到，这些人已经开始对她的家人下手。

为了保护家人，陈愉不得不将两个孩子送到远在重庆的亲戚家。同时，她也将丈夫转院到另一家医院继续治疗。这些安排让她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但为了讨回公道，她依然坚持不懈。

10月中旬，陈愉再次回到南京，这次她决定采取更激进的方式。她在军事委员会大门口拦住了一位高级将领的座驾，将案情状纸递了上去。这位将领恰好认识白崇禧，便将此事转告给了他。

白崇禧得知此案后，立即命令武汉警备司令部重新立案调查。然而，当地调查人员依然采取拖延战术，迟迟不出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崔博文等人通过各种关系网向上疏通，试图将案件淡化处理。

11月初，陈愉再次向南京军事法庭提起诉讼。这一次，她找到了几位愿意作证的医院护士，她们曾在案发当晚听到17号病房传出的异常声响。同时，陈愉还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时间线，证明6名罪犯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存在诸多漏洞。

这些新的证据引起了军事法庭的重视。特别是其中一位护士作证称，案发后看到崔博文等人匆忙清理17号病房，还销毁了一些床单和衣物。这个证词直接戳破了罪犯们精心编织的谎言。

三、白崇禧与蒋介石的态度转变

1948年11月中旬，白崇禧在接到军事法庭的详细报告后，立即意识到此案的严重性。他当即召见了武汉警备司令，严厉斥责了当地办案人员的不作为。白崇禧同时下令，成立专门调查组重新调查此案，并要求在一周内提交初步调查结果。

专案组进驻武汉后，首先对医院进行了细致的现场勘查。他们在17号病房的墙壁夹层中发现了陈愉当晚被撕碎的部分衣物，这些物证与陈愉此前提供的描述完全吻合。同时，专案组还找到了当晚值班的两名清洁工，他们证实在凌晨时分看到几个军官匆忙离开17号病房。

11月20日，在白崇禧的授意下，专案组首先逮捕了关系网最薄弱的两名平民嫌犯——查大钧和袁尚质。这两人在审讯中很快就招供了整个案件的经过。根据他们的供词，这起案件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崔博文等人蓄谋已久的犯罪。

就在专案组准备抓捕其余四名军官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崔博文通过其上级，向南京军事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检举信＂，声称陈愉的丈夫楼将亮在部队期间有通敌嫌疑。这份检举信一度造成了调查工作的停滞。

此时，陈愉再次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她找到了丈夫原部队的几名老战友，请他们作证楼将亮的清白。这些战友不仅提供了楼将亮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还揭露了崔博文等人借职务之便贪污军需物资的劣迹。

12月初，案情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蒋介石在例行军事会议上听取了此案的汇报。当得知犯案者竟敢在军队医院公然施暴，还打着军队的旗号威胁受害者时，蒋介石震怒异常。他当即批示：＂此案关系军纪军威，务必从严从快处理。＂

蒋介石的态度立即改变了整个案件的处理方向。12月5日，专案组同时在武汉、南京两地展开行动，将崔博文、曾立民、石盘和凌志同四名军官同时缉拿归案。在搜查崔博文住所时，还意外发现了大量来源不明的金条和外币。

专案组对六名嫌犯进行了连续审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们终于承认了犯罪事实。更令人震惊的是，专案组还查明，这些人此前在医院就有多起类似恶行，只是受害者都被威胁不敢声张。

12月中旬，军事法庭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考虑到案件的恶劣性质和社会影响，检方建议以强奸罪、滥用职权罪、诬告陷害罪等多项罪名对六名嫌犯提起公诉。同时，对包庇纵容此案的医院院长蔡善德和相关人员也进行了处分。

四、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

1948年12月20日，南京军事法庭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主审法官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派出的三名高级军法官组成，检方则由军事检察署派出经验丰富的军事检察官担任。

庭审一开始，检方就出示了大量确凿证据。首先是陈愉保存的物证，包括被撕破的衣物和现场遗留的其他物品。其次是专案组在17号病房墙壁夹层中发现的残留物证。第三是两名清洁工和三名护士的证词，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证实了案发当晚的异常情况。

最关键的是，专案组通过严密的调查，揭示了崔博文等人的犯罪前科。调查显示，1947年至1948年间，崔博文、曾立民等人就曾在医院对两名女护士实施过类似暴行，但都被他们用权势压制了下来。这些受害者在专案组的保护下，终于勇敢地站出来作证。

被告人席上，崔博文等六人的辩护策略出现了分化。崔博文、曾立民和石盘三人仍试图狡辩，声称是＂你情我愿＂的男女关系。而凌志同、查大钧和袁尚质则承认了犯罪事实，请求法庭从轻处理。

庭审过程中，检方还揭露了一个重要细节。原来，崔博文等人在案发后不仅威胁陈愉，还派人监视其行踪，甚至策划绑架她的孩子。这个计划因为陈愉及时将孩子送往重庆而未能得逞。这一证据直接证实了他们的犯罪意图和恶劣本性。

1949年1月5日，第二次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崔博文住所搜查时发现的赃物清单。这些来源不明的金条和外币，与医院近期丢失的一批军费有关。这意味着崔博文等人不仅犯有强奸罪，还涉嫌贪污军费。

1月10日的第三次庭审上，专案组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证实崔博文利用职务之便，长期借军需物资采购之机中饱私囊。他还以权谋私，多次包庇下属的违法行为，在医院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腐败网络。

在最后一次庭审中，检方以强奸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等多项罪名对六名被告提出量刑建议。考虑到案件的恶劣性质和社会影响，检方建议对主犯崔博文和曾立民判处死刑，对其他四名被告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同时，检方还建议追究医院院长蔡善德的渎职责任。调查显示，蔡善德在得知案情后不仅未及时报案，还试图劝说陈愉私了，涉嫌包庇纵容犯罪。此外，对于医院内部的多起类似案件，他也都采取了消极避战的态度。

1月15日，军事法庭宣布休庭，进入最后的评议阶段。此时的南京城内，各界对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都极为关注。这不仅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更是对民国军队法纪和司法公正的重大考验。

五、最终的判决结果

1949年1月20日，南京军事法庭特别法庭在严密的警戒下宣判。法庭上除了案件当事人，还有军事委员会派出的特别观察员和武汉军区代表。这个清晨，整个法庭庄严肃穆，所有人都在等待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的最终判决。

主审法官首先宣读了对六名被告的判决书。崔博文作为主犯，被判处死刑，剥夺军籍，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法庭认定他不仅是此次案件的主谋，还长期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军需物资，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军队声誉。

曾立民作为主要从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考虑到他在案发后主动交代了部分犯罪事实，且在押期间表现尚可，故给予缓期执行的机会。石盘则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军籍。

凌志同因为在案发后表现出悔意，并主动揭发其他同案人员的违法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查大钧和袁尚质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和十年。法庭同时责令六名被告向受害者陈愉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五千大洋。

医院院长蔡善德因渎职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执行。副院长方纶因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此外，还有多名医院工作人员受到行政处分或被勒令调离。

宣判后，检方代表表示这一判决充分体现了司法公正。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发出通告，要求各军区以此案为戒，严肃军纪，严惩军中不法分子。

1月25日，军事法庭驳回了崔博文的上诉请求。2月1日清晨，崔博文在南京郊外的军事监狱被执行死刑。行刑前，他在遗书中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向陈愉及其家人道歉。

此案的判决在军队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各大军区随即开展了军纪整顿活动，重点清查军队中利用职权欺压平民的行为。武汉军区还专门成立了军纪监察组，严查军队医院等后勤单位存在的各类违法行为。

2月15日，陈愉收到了法院支付的赔偿金。这笔钱帮助她支付了丈夫的后续医疗费用，也解决了家庭的燃眉之急。军方还特别安排她的丈夫楼将亮转入南京最好的军队医院接受治疗。

3月初，武汉市警备司令部向陈愉发来了一份正式的书面道歉信，为此前办案消极拖延表示歉意。同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还追认楼将亮为革命伤残军人，享受相应待遇。

这起案件的判决，不仅还原了历史的公道，也在民国军队的司法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军中要员犯罪而被严惩的案例并不多见，此案的判决为后来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