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的血不能白流，谁敢在战场上当逃兵，谁就得付出代价。这是教训，也是警告。”

这是宋时轮在处决两名干部后，当着全军上万人的面说的话。

1950年冬季，朝鲜半岛的长津湖地区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激烈对抗的战场。那场战斗，不仅是军事上的冲突，更是一场极限的生死较量。

11月下旬，长津湖战役作为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的核心，正式拉开序幕。这场战役的战略目标明确而紧迫：

志愿军第九兵团奉命在长津湖地区围歼：美国陆军第10军麾下的陆战1师及其配属的第31团级战斗队。

切断美军东线部队的退路，配合西线作战彻底扭转战局。

长津湖地区位于朝鲜东北部，地形险峻，山高林密，冬季气温常降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下，是一个天然的战场绞杀场。

进入12月后，长津湖战役进入了激烈的巅峰阶段。随着天气的逐渐严寒，志愿军士兵在零下数十度的低温下，承受着极其恶劣的环境和极度贫弱的后勤保障。冻伤成为最为常见的伤害，有士兵因为冻伤双手、双脚严重受损，最终不得不撤离战斗。

解放军总后勤部的统计数据显示，长津湖战役期间，志愿军因冻伤的伤员高达3万多人。

第九兵团由第20军、第26军、第27军组成，总兵力约15万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肩负着指挥重任。战役发起前，志愿军总部的作战意图清晰：

利用东、西线协同作战的优势，在东线以第九兵团为主力，通过快速穿插和分割包围，歼灭长津湖地区的美军主力，阻止其向南撤退至兴南港。

这一计划若成功，不仅能重创美军士气，还将为后续战役争取战略主动权。

美军陆战1师作为美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装备精良，拥有坦克、火炮和空中支援，其机械化作战能力远超志愿军。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战役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硬仗。

战役发起时，宋时轮将作战重心放在了快速穿插和分割包围上。长津湖周边的山路崎岖，积雪深达膝盖甚至腰部，部队行军速度被大大拖慢。

更糟糕的是，美军侦察机和轰炸机昼夜不停地巡逻，志愿军只能在夜间隐蔽行动，白天则被迫潜伏在雪地中忍受严寒。

长津湖战役的战略目标虽明确，但执行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却超出了预期。极寒天气、后勤匮乏、装备差距以及地形限制，共同构成了第九兵团难以逾越的障碍。

向南迂回，切断美军陆战1师从下碣隅里向南撤退至兴南港的退路。这是长津湖战役中，第九兵团第26军最重要的任务。

然而，26军在战役中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其作战失利与指挥混乱成为长津湖战役东线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时轮在战前明确要求26军必须在11月28日夜间到达指定位置，以配合其他部队的行动。然而，实际情况却远未达到这一要求。

6军从出发地到下碣隅里的直线距离虽不算太远，但实际行军路线因地形限制被拉长数倍。76师和77师在行军途中遭遇大雪封路，部队不得不徒手清理积雪，行进速度大幅减缓。

88师的一支先头部队在翻越一座山岭时因导航失误偏离了既定路线，绕行数小时后才重新找回方向。

宋时轮曾通过电台向26军军长张仁初下达命令，要求其加速行军并按时到达下碣隅里。然而，26军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协调问题。

由于电台数量有限，且在极寒环境下电池效能下降，军部与各师之间的通信时断时续。张仁初意识到部队行军困难后，曾向宋时轮报告情况，请求延缓进攻时间以调整部署。但第九兵团总部考虑到整体战局的紧迫性，否决了这一请求，坚持要求26军按原计划行动。

11月28日夜，26军终于有一部人马接近下碣隅里附近，但此时美军陆战1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已察觉到志愿军的意图，下令部队收缩防御，并加强了下碣隅里的守备力量。

76师率先与美军交火，却因后续部队未及时跟进而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77师则因行军路线错误，迟迟未能进入战斗位置。而88师在试图迂回包抄时，又遭遇美军空中轰炸和地面炮火的阻击，伤亡惨重却进展甚微。

26军内部的士气在恶劣条件下逐渐动摇：

士兵们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连续行军作战，冻伤和饥饿让许多人失去战斗力。

部队的补给线因美军飞机的封锁而几近瘫痪，战士们只能靠随身携带的少量干粮维持体力。

部分基层指挥员出现了畏难情绪，甚至对上级命令敷衍了事。

76师的一名营长在接到强攻下碣隅里的命令后，以部队冻伤严重为由迟迟不发起进攻，导致战机白白流失。

这种消极态度在战役后期愈发严重，甚至为宋时轮战后严厉整顿埋下了导火索。

随着长津湖战役的胜利，志愿军内部的情况逐渐显露。

26军的指挥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在后期战斗中，部队的调动、指挥的统一性、战斗的执行力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标准。

战斗过程中，26军不仅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攻击任务，而且因为指挥失误，错失了消灭美军主力的最佳时机。这一切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战斗的拖延与牺牲的增加。

战后的总结会议上，彭德怀与邓华对26军的批评更是严厉无比。

面对这种局面，宋时轮心中的压力可想而知。作为9兵团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深知长津湖战役的重要性，更深知内部问题的严重性。

在彭德怀的批评之后，宋时轮迅速召集了部队的高级指挥员，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等，召开了第二次战役总结会。这不仅是对战果的总结，更是对未来战斗作风的警示与整顿。

他指出，26军在作战中未能按时切断美军退路，固然有天气和地形的客观因素，但更关键的是部分指挥员缺乏担当，执行命令不坚决，甚至带头逃跑，这种行为是对志愿军纪律的公然践踏。

经过调查核实，26军某团的两名营级干部——一名营长和一名教导员——被确认在美军反攻时擅离职守，带领数十名士兵逃往后方。

他们的行为不仅造成了部队的混乱，还引发了连锁反应，使其他单位在防守时陷入被动。宋时轮在听取汇报后，当场拍案而起，下令将这两名干部立即逮捕，并提交军事法庭审判。

审判过程简短而果断。宋时轮亲自到场监督，两名被判死刑的营级干部被押至会场前。兵团政治部宣读了他们的罪行：临阵脱逃、动摇军心、导致战斗失利。

在数百名官兵的注视下，这两名干部被执行枪决。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全场鸦雀无声，许多士兵低下了头，但更多的则是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对铁血纪律的敬畏，也有对战友牺牲的痛惜。

枪决事件迅速传遍第九兵团，部队内部的逃兵现象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基层指挥员们开始更加严格地执行命令，士兵们的士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尽管冻伤和饥饿依然困扰着部队，但至少在纪律层面，第九兵团重新凝聚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宋时轮的严厉整顿并非出于个人意气，而是基于他对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在一场敌强我弱的较量中，纪律和意志是志愿军对抗美军机械化优势的最后屏障。

抗美援朝是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志愿军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任何动摇军心的行为都可能导致全线崩溃。宋时轮用鲜血和铁腕捍卫了部队的战斗力，也为后续的作战奠定了基础。

第九兵团并未因长津湖的失利而一蹶不振。在宋时轮的严厉整顿下，部队迅速恢复了纪律和士气。尽管冻伤和减员让兵团元气大伤，但幸存的战士们带着对牺牲战友的愧疚与愤怒，投入到后续的作战中。

1951年初，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打响，第九兵团在休整后重新编入战斗序列。26军作为曾经失利的部队，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尤为突出。

他们在横城地区与美军展开激战，成功牵制敌军，为西线部队的突破创造了条件。

随后在第五次战役中，第九兵团再次投入战斗，与其他部队协同作战，重创了美军及其盟友的多个师团。这些战斗的胜利，不仅洗刷了长津湖失利的耻辱，也证明了宋时轮整顿部队的成效。第九兵团的将士们用鲜血和汗水，兑现了“人在阵地在”的誓言。

宋时轮在长津湖战役后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作为第九兵团的最高指挥官，他对战役失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战后总结中，他多次向志愿军总部检讨指挥中的不足，尤其是对26军作战能力的误判和后勤准备的忽视。

然而，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将教训转化为动力。在后续作战中，宋时轮更加注重部队的实战训练和后勤保障，确保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他的坚持与努力，最终让第九兵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长津湖战役的代价是惨痛的，但其精神传承却是永恒的。这场战斗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的淬炼。第九兵团的将士们用生命证明了志愿军的信仰与担当，他们的牺牲为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