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是一场悲剧、闹剧，这是广大球迷和民众心中不言而喻的看法。俱乐部入不敷出、冠名企业负担累累、国家战队惨不忍睹，大家纷纷调侃：偌大的中国，找不出11个会踢球的男人。
事实上，中国足球的威信扫地，是几十年来逐渐演变的结果。假球盛行、赌球成风，而在足坛扫黑的紧要关头，理应是法官角色的足协，却已经沦为共犯。中国足协成立于1955年，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
1994年职业化后，足协获得职业联赛管理权，成为中国足球产业的管理者。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权力与压力同时袭来时，却孕育出了堕落的温床。有人说，自从干部任前公示制全国推广之后，领导干部上任之前应该是会接受人民监督的，那么足协中何以还能出现如此多的贪腐现象，那些贪官又是怎么上位的呢？
一、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干部任前公示制是怎么一回事。它是由落马铁腕书记仇和提出来的，说起这位书记，他的仕途也是不一般。“我被一路举报，但我的仕途却是一路惊喜。”这是仇和面对媒体采访说的一句话。可以这么说，仇和是近20年来国家官员里最具争议的“明星”官员，名气最大，当然民怨也大，最终他因为涉嫌受贿被调查。
在此之前，仇和曾在江苏宿迁市任副市长，在主政期间，他做出了一系列“铁腕”改革，让这个在江苏省常年排名倒数的城市频频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当然，大多时候都是“负面新闻”。比如说，仇和在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当地的老师们下达“招商引资”的任务，这个强制性的措施引起了教师们反感，造成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的《焦点访谈》披露。诸如此类，仇和还有很多令人诟病的事迹。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仇和做过的一个最正确的决策，就是提出并推行了干部任前公示制。1997 年春天，仇和在沭阳县掀起一场反腐风暴，上自原县委书记、下至副科级干部，40 多名贪官锒铛入狱，虽说这次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但仇和更希望由这次“血的教训”带来一场干部任命制度的变革。
仇和的思想火花让当时的沭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建欧和县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季书文陷入了深思：干部任用应怎么公开？怎样民主？在当时，干部任用完全是封闭式运作，主要有提名、考察、研究、任命这 4 个环节。显然，前3个环节要公开操作起来很难，而任命这个环节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在多大范围内公开？反复权衡，季书文觉得还是适度公开比较稳妥。季书文把这一想法与几位副部长交换意见，有的同志很难理解。干部任用工作一直强调保密纪律，这一公开，岂不“天下大乱”？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谁去调查核实？如果有几个公开后通不过，群众会不会责备组织部考察不严？季书文一时拿不定主意。
1997 年盛夏的一天，季书文在食堂吃早饭时，向仇和讲了这个还捆绑着一大堆问题的“适度公开”设想。仇和一听，把筷子一放，说：“好！不说‘适度公开’，就叫‘公示制’。”几天后，仇和在县里一个由机关和乡镇一把手参加的会议上说：“今后再提拔干部，一律实行公示制。”这样，全国第一个“干部任前公示制”应运而生。后来，“公示”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来，并逐步充实了公示的内容：既有被公示人的年龄、籍贯、学历，又有工作简历和拟提拔职务等。公示的时间从 7 天延长到 10天，公示的形式也由一纸公文改为上报纸电视，同时取消了举报人须署实名等硬性规定。
2002 年 7 月，中共中央下发了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制度”。
二、
任前公示制度推行后，确实起到了群众督促作用，可人们发现，它并不是在每个领域都行得通的，比如在足坛，这个制度能带来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主要表现在足协主席的人选上。
关注足球的人都知道，中国体育单项协会负责人，长期以来是由官员担任的。转折点是2017年姚明出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用NBA的全新理念和模式改造中国篮球，CBA联赛和国家队面貌一新，竞技水准、市场效应和社会形象大为改善，打响了“专业人做专业事”这块金字招牌，起用权威专业人士接替官员出任协会主要负责人，成为潮流所向。
对于“姚明模式”的横空出世，中国足球决策层自然也想效仿。可惜，中国足坛找不到姚明这样一位在职业体育圣殿上历练出来的巨星级人物，无法简单复制“国际球星-协会主席”这一“专业人干专业事”的成功模板，只能另辟蹊径，从传统官员之外的俱乐部投资人里寻觅合适的人选。陈戌源就此浮出水面。
如果说中国足协掌门人必须来自国企，那么肯定不能是中小国企，一定会是国企豪门，经济实力和俱乐部历史战绩缺一不可。符合条件的，无非上港、国安、鲁能三家。国安经济实力雄厚，不过出资人一向低调，国安俱乐部上次拿到顶级联赛冠军还是10年前，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历史战绩并不占优。鲁能最大资本乃历史战绩突出，4座顶级联赛桂冠，两次双冠王、一次双杯王，参加亚冠的次数也最多；弱点是自鲁能创始人刘振亚退休后，新任国家电网主要领导风格上比国安老板还要内敛。
比较之下，只有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最为合适。尽管上港和国安一样，仅有一次顶级联赛登顶纪录，可这次夺冠就发生在上个赛季，上港打破恒大对中超冠军七个赛季的垄断，新科状元余热未消，足以给陈戌源加分；武磊赴西甲踢球的幕后主要推动者同样是陈戌源。从媒体曝光率和社会知名度上看，陈戌源也比国安、鲁能的出资人代表更适合担当足协主席这一舆论关注度极高的角色。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按大型国企主要负责人任职年限的规定，当时63岁的陈戌源马上就要退休，正好可以在退出上港集团董事长位置后入主足协。而国安、鲁能背后的出资人代表仍在任职期内，不可能为了出任足协主席辞去央企现职。如此，陈戌源被选定为改制后的中国足协主席唯一候选人，便顺理成章。
然而，就在大家期待陈戌源能给中国国足带来什么改变时，他却给了大家当头一棒。
三、
2023年，也就是陈戌源上任中国足协主席的第4年，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2024年3月，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戌源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陈戌源交待，在他当选足协主席的那一晚，就有两位地方的足协负责人敲响了他的房门，每人送上了30万元“拜码头”，请他多多关照。据那两人说这都是老规矩了，所有人都这样。彼时的陈戌源人还没做到主席位置上，就感受到了这个圈子潜藏的巨大利益，他没有挣扎，心甘情愿沦陷其中。根据调查，陈戌源任职几年以来，多次收受足球俱乐部的钱财，数以千万计。
罪行披露后，陈戌源数度落泪忏悔，他知道球迷可以包容足球的落后，但是不能原谅腐败，他作为足协主席来说要负主要责任。在最后的庭审中，陈戌源90°鞠躬近10秒，向全国球迷道歉。
本该负起监管职责的中国足协，却因抵不住诱惑，被裹挟进资本游戏，不仅对弥漫的歪风邪气放任不管，甚至主动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样的事件历年来屡见不鲜。
说回到之前的干部任前公示，事实上，陈戌源等人的上位并没有违反这个制度，相反，因为足球行业的特殊性，他们的身份和过往早已曝露在公众视野之下，但结果显而易见，贪腐之风仅仅靠任前公示是刹不住的，在足球领域，政社不分、政企不分、官商一体，必然滋生腐败因素，这已经为各国足球发展史所印证。我们唯有坚定去行政化、管办彻底分离的信念，扎扎实实地推进，方能将腐败因素和腐败势力遏制到极致，使之失去游弋空间；方能理顺体制机制，令联赛等管理事务走上正轨。这是中国足球走出泥沼，迎来曙光的必由之路。
参考资料：
中文期刊：“干部任前公示制”出台的前前后后
中国新闻网：足坛反腐细节披露：李铁靠行贿“上位”国足主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