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生日这一天，我站在门外，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推开了门。

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母亲坐在首座，满脸笑容地招待着亲戚们。

这样的场景让我隐隐觉得不安。

每年母亲过生日，我最怕的不是花钱大操大办，而是那些亲戚们一次又一次令人生厌的要求。

小时候，父母总是教育我要对亲戚朋友友善，无论受到什么委屈也要忍着。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家里的传承与和谐似乎都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

那时候，我不懂也不敢反抗，只能默默接受。

渐渐长大，我发现一直妥协，只会让这些亲戚更加肆无忌惮。

他们总是打着各种名义来我家，显然不是为了叙旧，而是为了从我家占点便宜。

每次我苦笑着应对，心里却暗暗积累了对这种无奈局面的反感。

高三那年，一场争执彻底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

那天，三叔跑到我家，说是要借我家的打玉米机。

父亲因为不种地了，就把打玉米机丢在仓库，但三叔一副理所当然地样子，竟然觉得我们应该无条件把机器送给他。

我当时正在写作业，听到三叔的要求，忍不住站起来反驳：“三叔，我们家的玉米机新买的没用过几次，怎么能随便送给你呢？”三叔瞟了我一眼，不屑地说：“你个小姑娘懂什么？

等你嫁人了，这机器也是别人家的，还不如现在让我用。”

这话彻底激怒了我，还没等我开口，母亲一把拉住我，骂道：“不懂事的丫头，这点小事跟三叔计较什么！”

三叔开心地把玉米机开走了，我望着远去的背影，心底充满无奈和愤怒。

我和母亲大吵了一架，第一次意识到她的软弱只是不断诉苦，而不去正面解决问题的表现。

这让我决定离家去上大学，从此尽量避免和这个家庭过多的接触。

大学四年，我几乎没有怎么回过家。

每次放假，我都找借口躲在学校或朋友家。

直到母亲生病住院，我才接到父亲的电话，不得不回去了。

这次见到母亲，她躺在病床上，鬓角的白发让我猛然发现岁月的残酷。

病房里，我和母亲尴尬地聊了几句，她声音低低的，却显得很和蔼。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坚持和疏远似乎有些残酷。

我决定留下来，放弃已经得到的大城市工作机会，回乡创业，陪伴在父母身边。

父母得知这个消息，既惊讶又高兴，拿出多年攒下的嫁妆钱支持我创业。

亲戚们又不安分了，频频打电话给母亲，劝她不要把钱投资在我身上，而是借给他们救急。

此刻，母亲的态度却让我刮目相看，她坚定地告诉大家，这些钱是留给我的，谁也别想借走。

在父母的支持下，我的小店很快开了起来，并迅速盈利。

为了方便，我在镇上买了套房子，准备把父母接来住。

谁知三婶又找上门来，要我把房子过户给表弟，理由竟然是给他结婚用。

母亲耳根子软，差点答应她的要求。

我毅然决定在家等着三婶，当面拒绝她。

我冷静地告诉三婶，房子是我买的，绝不可能过户给任何人。

面对他们不依不饶的纠缠，我终于忍无可忍，把三叔三婶赶出了家门。

父母搬到镇上后，我们的生活变得平静多了。

可是到了母亲五十五岁的生日，她却突然坚持要大办一场寿宴。

我不解地问她，为什么要在五十五岁这样半百之年大办寿宴，她只是让我照做。

那次寿宴，我才明白母亲的苦心。

老家的亲戚们满怀期待地来了，席间各种借钱、借物、安排工作的要求接踵而至。

这一刻，我明白，母亲并没有真正改变，对亲戚们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然而这种“好”，其实让我倍感无奈和无助。

我忍不住提前离开了寿宴，借口店里有事，再也没回到家。

那些亲戚提出的无理要求，我一个都不答应，从此更疏远了与他们的来往。

母亲虽然还是会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但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她要求我搬回家住，我总是找借口拒绝。

这样过了几年，母亲六十大寿的日子又临近了。

我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这些亲戚们。

我提前把父母送回老家，决定在村里为母亲办寿宴。

这样一来，城里的人自然不会冒然前来凑热闹。

寿宴当天，我故意迟到，把亲戚们留在家里一段时间。

等到我回家时，看到他们都已经离开，只剩下几位关系好的邻居帮忙收拾。

虽然这样的寿宴不如以往热闹，但至少是真心实意的陪伴。

送走邻居们，我包了红包表示感谢。

一场寿宴，让母亲明白了我的用意。

她没有责怪我，或许她也明白那些亲戚们实在是太烦人了。

回到城里，我又为母亲办了一场小型的家宴，只有我们一家三口亲密的氛围。

自那以后，再没有亲戚打扰我们，母亲也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早就想和那些只认钱的亲戚断绝往来，这样全家和气也能过得更好。

亲情是需要用心维护的，但不是无底线的妥协和委屈求全。

人生的路上，总要学会分清什么是真正的亲情，什么是利益的纠葛。

唯有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亲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