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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商代甲骨卜辞中，“羌”频繁出现，可见商羌关系密切。

羌人究竟源自何方，与商有着怎样的关系？

为何落入商人之手后，常面临“处极刑”的结局？

甲骨卜辞中“杀戮羌人”的记录

甲骨文作为我国目前已知最早且体系相对完备的文字，生动展现了殷商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

在甲骨文记载中，居住于青海河湟地区的古老民族——羌族，是与商关系最为紧密的民族。

殷商时期，人们常占卜预测吉凶。

占卜者的姓名及所询问之事等信息，会被镌刻在龟甲或兽骨上。

这类文字记录，统称为“卜辞”。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涉及“羌”的条目接近2000条，包括“获羌”、“伐羌”、“用羌”、“以羌”等。

而在所有与羌有关的卜辞中，“杀戮羌人”的卜辞占了大多数。

有考古学家对出土的殷墟卜辞进行了详尽统计，发现商人至少杀害了6800多名羌人。

不仅数量惊人，商人杀戮羌人的手段也十分骇人。

从殷商祭祀坑中出土的遗骨情况可以看出，很多羌人是被腰斩、肢解甚至碎尸的。

比如在部分祭祀坑中发现，许多骨架是被砍断后零乱地扔在坑中的。

头、大部分手指、脚趾都被砍去，肢骨和躯干骨也被剁碎。

在卜辞中，也有一些明确指出了杀戮方式，诸如“伐”、“岁”、“卯”、“俎”等。

殷商时期的“人祭文化”

商人“杀戮羌人”，最根本的原因是殷商时期的“人祭文化”。

殷商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人祭”的记载。

人祭之风在殷商盛行，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商人非常信任、依赖神灵和祖先。

相比于活着的人，商人更相信他们的祖先神有更大的力量。

甚至可以主宰人间的祸福与自然的变迁。

因此，殷商人沉迷占卜。

战争结果、庄稼收成、生老病死，就连“天气预报”都要通过占卜的方式向祖先寻求指引。

第二，商王朝视异族为非常危险的存在，对异族充满敌意与排斥。

所以，商朝频繁向周边邻国和部落发起战争，主要目的就是掠夺人口资源。

在这种原始巫术观念和对异族人的仇视心理共同作用下，商朝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是“漠视”。

商人认为“人牲”是获得神灵庇佑所必需的高贵祭品，是他们与神灵沟通的最佳媒介。

“人牲”的地位越高、数量越多，就越能彰显他们的虔诚。

所以，在进行人祭仪式时，由于祭祀对象和目的不同，在人牲的选择上也有差异。

殷商时期，用人牲献祭的神灵主要包括祖先神和自然神。

从甲骨文记录来看，对祖先神的祭祀活动最为频繁，祖先神也是享用人牲最多的。

包括斩首、解剖、焚烧、曝干、烹煮等，总计十一种。

从卜辞记录中可以看出，斩首是应用最为多的方式。

商人往往通过斩杀异族人，来表达对祖先的虔诚。

此外，在人祭活动中，还存在性别差异。

通常斩首、解剖、曝干等手段多用于男性人牲，而焚烧、水沉等手段则多用于女性。

时好时坏的商羌关系

据统计，羌人是殷墟甲骨文中“人祭卜辞”的主要杀戮对象。

而且也只有“羌”，有一次被杀百人以上的记录，并且次数还不少。

祖庚时期对武丁的一次祭祀，甚至杀戮了300羌人。

毕竟，商朝的祭祀活动非常频繁，用人数量也很大。

这么多的人牲资源，从哪里获得呢？

自然就是那些在战争中掠夺而来，或者臣属国贡献来的异族人了。

研究甲骨卜辞可发现，羌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少数民族。

被称为“羌方”的方国，是商的强劲对手。

据考证，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均源自西北地区的羌人部落。

炎、黄二帝，黄帝姓姬，炎帝姓姜。

“姜”与“羌”在字形上非常相近，是由同一字分化而来，二者在甲骨文中也常被互换使用。

炎黄部落融合后，形成了“华夏民族”。

黄帝被尊为五帝之首，后人更视其为华夏族的始祖。

而黄帝之后，唐尧、虞舜、夏禹等人物又相继涌现。

因此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夏王朝的主要部族就是羌族。

夏后氏是由羌族为主体，联合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建立起的统一大国。

这一点，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实。

例如，河南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的大口陶器尊等器物上，发现了20多种夏羌古文字。

四川汶川县夏禹“圣母祠”的石刻古羌文字，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古羌文字在笔画上也颇为相似。

商汤灭夏后，羌仍然是商的重要方国。

殷商时期的羌也被称为“羌方”，主要包括北羌和马羌两大部落。

至于商与羌的关系，应该说是时好时坏的。

比如，《诗经商颂殷武》称：

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在位时，氐、羌等远方部族，都纷纷前来参与祭祀，朝贡商王。

这说明在商汤时期，羌人已经臣服于商朝的统治之下。

然而，后来的甲骨卜辞中却频繁出现与羌人交战的记录。

这既表明商羌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也侧面显示了羌人的实力相当可观。

毕竟，如果羌人实力很弱的话，商人也就不用特意在战前进行占卜了。

到了晚商武乙时期，羌商关系恶化，武乙甚至计划动用“五族”的力量去征讨羌人。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羌人的势力十分强大。

参考资料

[1]李健胜.夷夏羌东中西说[J].青藏高原论坛,2014,2(04):1-10.

[2]唐際根,牛海茹.殷墟王陵區人祭坑與卜辭所見“羌祭”及“殺牲法”研究[J].人文中国学报,2013,(00):411-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