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同

今年的5月9日，是我接到省委组织部调令40年的日子。

从1961年9月份，我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到德州行署，再由行署人事部门分配到禹城法院工作，到1984年7月末，我携妻子儿女搬到济南，在禹城生活工作了近23年。从当年一个22岁刚出大学校门的学生，成为一个中年汉子；从一个茕茕孑立的光棍儿，成了有三个儿女的父亲；从一个操着一口青岛口音的外乡人，成了一个满口禹城乡音的禹城女婿……

这二十三年，我吮吸着禹城大地的乳汁，使我从一个茫然无知的弱冠书生，长成一个经过历练的中年汉子。我把禹城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当年禹城十九个公社我到过无数次，当年禹城有998个村，我路过或工作而停留过有一多半，至今还能记住它们的方位。当年接触过的公社干部、村队干部还有印象。现在禹城中青年人已经不再讲的或已经忘了的俚语，我现在还时不时地脱口而出。

禹城公、检、法三家不仅每位干警我都知根知底，连其中的轶闻趣事我也能娓娓道来。

那是60年代的时候，公检法的干警都在公安局伙房就餐，司务长姓张，是位土改时参加工作的异乡人，该人不苟言笑，严格执行囯家粮食计划，谁也甭想沾食堂的光，大伙给他起了外号“地主爷们”。每天中午，三个单位的人凑在一起就餐时，便互相开玩笑、逗乐子……当时公安局治安股有个民警秃头，有“聪明”之人给他起了个外国名字一一“毛尔希”，每次他打饭，大伙逗他说“外宾优先，甭排队了”。于是，便引起一阵笑声。

公安局还有个“四大浪费”的笑料被编成了顺口溜“陈xx的胡子，曹xx的腿，苑xx的脖子，王xx的嘴”。

这说的是，陈xx长了一脸络腮胡子，没有必要，纯粹浪费。曹xx是大八字脚，走起路只见迈腿不见速度。苑xx长了一个细长的脖子，纯粹浪费，比别人多出一段。王xx说话啰嗦，说了大半天，也说不到正题上，纯粹浪费语言。

那个年代，检察院是干啥的许多老百姓并不了解，检察干部人数很少，禹城检察院60年代初仅六个人。

1962年春天的一个城里大集的日子，十点多钟有位北乡的老大爷，牵着一头驴来到检察院，进门就喊：“大夫，大夫快给俺这牲口看看得了什么病”。

检察院出来几个人问“什么事”？

老大爷说：“俺这牲口三天不吃料啦”。

“你去兽医站去看呀”。

“你这不就是检查病的嘛？”

“谁说这是看牲口病的？”

“俺村里人都说让俺进城里找检察院检查一下，看看得了么病”……

消息传的真快，中午吃饭时，伙房炊事员老单便在打饭时对检察院的人说“这个集治了几头牲口？赚了几块钱？”大伙又是一阵哄笑……以后几年，新的笑料不断更新。

话说到这里已经跑题了。我之所以在这段文字里赘述这些事，就是想念我即将离开的故人老友们，回忆当年，虽说大家都穷、吃不好吃不饱，可是那整天乐呵呵的心情至今难忘。

战友们，我要离开你们去他乡发展了，我永远想念你们和我们共同的笑声。

1984年4月初的一天，我收到已调到山东公安学校的原禹城公安局张局长的一封信。内容如下：山东公安学校已升格为山东公安专科学校，今年夏季开始招生。但学校初建亟需教师，原来的教师要么学历太浅（有8位是原公安学校留校生任教，不宜再教大专生，需去北京公安大学进修），还有十几位是北京政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老教师，人手不够用，

张局长还在信中说，他已将我的简历向校党委作了介绍，说我是1961年山大毕业生，在政法系统工作了23年，其中文革期间干了4年刑侦、预审工作。文革后提拔为县法院副院长……党委负责人听了介绍很同意调我，并问我“舍不舍得丢下副院长的官位来省城当教师”。

我与张局长相识于1965年一同在齐河县搞四清，他是我们工作组的组长。他当年是禹城县委宣传部科级理论教员，是1956年从省教育系统下放到禹城的，妻子是济南实验小学教员，他下放后，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操劳着过日子，真不容易。文革时期因为当“保皇派”年年被派去带民工修河。1969年“九大”召开后，山东造反头子王效禹垮台，禹城的形势也趋于稳定，他才在1970年调公安局任局长。

我俩在四清工作组时，每晚经常聊天，我们谈论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尓巴赫的机械唯物主义、第二共产国际、恩格斯的私有制与家庭、国家的起源……惺惺相惜，这位长我12岁的老大哥成了我的挚友。1978年张局长调回济南，在省公安学校任业务教研室副主任，一家人团聚了，那时通讯工具很少，大多靠写信联系。因为我们工作都很忙，他调走后就很少联系了。

这次接到张局长的来信。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让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走还是不走？我思忖了好久给他回了一封信，告诉他，让我考虑一周后答复他。

这一周，我的脑子里始终有两个声音对话：一个声音说，蒋同你不该走，你在禹城生活、工作了20多年，人熟、地熟、业务熟，人到中年再去一个新环境干一个新工作，很不容易，也不适应。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里，顺风顺水的多好……

另一个声音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个人站在山坡上，所能看到的只是脚下的一片草地。如果你站在山顶上，你可以看到广阔的平原。你的格局会更高。

一个声音又说，蒋同，你不该走，组织上对你多重用呀！1979年入党，到1982年这三年里，从助审员提拔为审判员、越过副庭长直接提庭长，不久又提为副院长，法院的刑事、民事工作都由你主持。从1979年到1982年三年内从一个助审员连提四级进了领导班子，你这一走对不起组织对你的培养。现在各科局领导成员必须要有一名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法院领导班子一正两副，其中你是必须要有的高学历的人，你这么一走，班子成份就缺少高学历的人了……

另一个声音说，你有大学学历，又有20多年的司法工作经验，这20多年中，你经办了上千件刑、民案件，积累了案例知识，人到中年了，应该抓紧时间到高校传道授业，培养青年一代，这也是为党工作，也符合中央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

……

这一周真难熬，这是感性和理性的较量，也是对自己前途和归宿的选择。妻子对我的选择不表示任何意见，她说，你是个男子汉，是走还是留，你决定，你该有担当，我既然嫁给你，你走到哪里，我和孩子跟到哪里。亲戚们听见风声都纷纷劝我留下，不要走……

哎呀！真难选择！

收到张局长的信后，第六天我决心要走，理由是省级单位毕竟比县城的平台要大、要高，我已年到45岁了，错过了这个机遇，一瞬间就50岁的人了，一切都晚了。前途再艰难也要努力去闯一下，我自信不会失败。

星期天，我给张局长写了回信，告知我决心要走。同时提醒他：县委组织部和法院不会放我走，应当想办法做好县里的工作。

信发出不到一个星期，张局长果然带着一位青年教师小邵来到禹城县委组织部协商我调动的事。事后我听小邵对我讲，一开始，县委组织部长李xx说啥不同意，张局长原在县委工作时与李部长都是平级的同事，二人关系挺好，经过张局长的软磨硬泡，李部长也有所心动了。为了慎重起见，他与三位副部长商量了一下，答应放人。张局长为了稳妥，要求把我的档案带走，李部长也答应了。

第二天，我遇到组织部宋干事，他对我说，法院王院长听说些事到组织部大吵了一次。

张局长走后，我调动的事在县直单位传开了，有人羡慕，有人不解，还有人使坏，这个使坏的人，就是刑满释放的张x之。

张x之是1965年“四清”后不久，由莒镇工商所调入公安局任治安民警。文革时，开始他不敢在公安局造反，便偷偷投靠了社会上的造反派。1969年他勾结社会上的造反派把公安局秘书股、办公室、预审室的档案橱子封了。军管组大怒，立即组成专案组调查，终于把幕后指使者张X之揪出来。当时专案组估计他还有余罪没有暴露，暂时没有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对他暗中调查，结果查出他不仅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商户的钱财，还奸污、猥亵四十多名妇女，上到53岁老妇下至17岁少女。1971年将他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他这个案子我是经办人之一。我任副院长后，他出狱找到我要求平反。经复查案卷后，审判委员会研究维持原判。他仍纠缠不休。

当我调动工作的消息传出后。为报复我，便到公安厅诬告我，是造反派，迫害群众。公安厅责成学校对我进行调查，5月初，学校又派小邵和吕老师来禹城，结果证实纯属诬陷，找到张本人，他也承认，是故意造谣生事。

就在我接受调查这些日子里，我也向组织部表示，万一我走不了，也不可能再回法院工作了，与王院长的关系不好相处了。回来的路上，在车站银行门口巧遇公安局韩局长，我们在附近茶铺谈了我的情况，他当即表示，去不了省城，你到公安局来，我这正缺人手。

又隔了十几天，我接到省委组织部的调令，这才舒了一口气。

接到调令后的第二天，我便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接待室的同志见我笑了笑说，你来的够快的，调令刚发出，你就来了。

这时，旁边坐着一个不戴领章、穿着黄军服的小青年走到我跟前说，蒋院长，你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他说：很面熟，但记不起在哪见过你。

他说：前年，我去禹城法院办离婚时，在民庭，是你给我调解离的婚。

哦，我想起来了，他家是安仁镇的，是部队转业的汽车司机，在省委组织部开小车的司机。他奇怪地问我：凭着院长不当，咋来教学呢？

我说：你是军人，该懂得服从命令听指挥嘛。

我们会心地笑了。

我接到派遣单，立刻去公安厅政治部报到，人事处韩处长老家是禹城西乡的，见了我来，十分热情。中午，他去食堂给我打了一份饭，我们边吃边聊，给我介绍了学校概况。

下午，韩处长给学校政治处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我已到厅里报到了，让学校准备好住房。

下午三点，他派车把我送到济南火车站。

暖暖的友情，让我感动不已。以后的数年里，厅里德州籍老乡春节相聚，韩处长总是约上我。

从省厅回到禹城，就开始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期间，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请我和妻子吃送别宴。连着一周，天天晚上“禹王亭酒”喝得天昏地暗。酒席间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

由于孩子们还没放暑假，妻子还想在她工作了20多年的医院再工作几十天，待孩子们放假后搬家，我自己先到学校报到。

报到那天上午，正巧常务副校长在政治处谈工作，他在七十年代曾在禹城二十里铺公社冯庄驻村，我和张局长检查护路工作时到冯庄见过他，还给他们批“购煤”条子，彼此早就认识。

我推开政治处的门，这位李副校长忙站起来热情地打招呼说：欢迎蒋院长来校工作，我们已接到韩处长电话，住房问题已安排好了。

我忙说：我来给你当兵了，望以后多多指教。

寒暄了一番后，他让后勤处长领我看了宿舍。

呵！三间平房大约40多平方，另外有间8平方米的厨房，自来水、灶台一应俱全，比在禹城县医院住的24平方米的宿舍大了近一倍。

房屋刚粉刷了，又安上纱窗，床铺、桌椅都摆放好了。

我心里一阵热乎乎地，对后勤处处长表示谢意。

接下来，我又到教研室、教务处，领取了教材。张局长（不对，该称呼张主任）让我开学后给第一届大专生上《公安概论》课和《刑法分则》课。备课时间，只有三个月。

担子重，时间短。我就在办公室搭上一张折叠床住下来，每天晚上熬到十二点多，一直坚持到七月份放暑假，才回禹城搬家。

搬家那天，是1984年7月29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妻子的表哥在县粮食局的汽车队工作，他派了两辆解放牌卡车，头天下午就把家具、行李、炊具装上车。28日晚，邻居们把孩子接去睡下。

我和妻子在空荡荡的屋里，坐了一宿。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司机就来了。邻居们送来早饭，匆匆吃了几口，便把孩子们安顿到车上，西邻高姐依依不舍地一直把我和妻子送到大门外，妻子的“闺蜜”马大夫跟车到济南。

这天本来是个大晴天，可是当车开出县城，突然下起雨来，雨水顺着车窗玻璃往下流，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滴……

别了，我亲爱的禹城。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这里，骨头的年轮上，刻下23层的符号，留下讲不完的故事！

车在雨中行驶，路两边的树木、村落，飞快地向后跑去，我的心，却仍在禹城徜徉着……

别了，禹城，我会常来看你。

2024年4月3日于济南

蒋同，1939年12月生，青岛人，196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禹城法院，历任助审员、审判员、庭长、副院长。1984年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现山东警察学院）任教，教授，现居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