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现在的历史当中，神学常常是科学的对立面。

其实神学一直是科学的支持者，即使最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人们认为上帝留给世界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就是自然哲学，而且自然哲学是一本无字的天书。

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古希腊的学术著作被重新发掘与翻译，人们相信自然万物是相互联系的，通常这些联系又具有某种规律。人们认为这些自然规律就像魔法，一旦掌握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自然科学家们试图寻找自然当中的内在原则，这就像解开上帝留下来的谜题，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冒犯。

现代科学并不简单地是对中世纪科学的彻底决裂，而实际上也同时是古希腊和中世纪科学传统的继承和延续。科学的发生是历史演变积累的结果，是由一个范式向另一个范式过度的过程。

所谓的范式，是一整套大家相信的解释体系。但是在某一个范式当中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路径依赖，比如量子理论发展到今天，科学家会用量子理论解释一切，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一切都是由粒子组成的，包括相互之间的力。当这个理论发展到今天，很多问题走不通的时候，比如量子力学粒子学说兼容不了牛顿的万有引力，这就需要再一次的范式转移。

早期西方自然哲学主要受到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把宇宙分为月亮之上和月亮之下两个世界，月亮之上是由以太元素构成的，是不朽的，也是不变的。而月亮之下的世界，则有水、土、气、火四种元素组成的，这四种元素不断分解与组合，构成了我们世间的万物。

四元素还用来解释运动理论，土和水是重元素，因此房子会倒塌，山会坍塌，水会一直往下流，一直流向宇宙的中心。而气和火是轻的元素，它们总是奔向月上的世界，因此火焰、烟气等总是上升。人们根据四元素来解释人身体的构成，认为人是由血液、黏液、黑胆汁与黄胆汁四种体液构成的，同时也对应了四种元素，决定了人的健康与否。如果四种体液平衡了，人的身体就健康了。生病的过程也是打破平衡的过程。

柏拉图强调用数学的方法来认识自然，数学被认为是哲学严谨推理演化的产物。柏拉图的追随者们认为，月上的世界是匀速圆周运动，因为匀速是最和谐的运动方式。他们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月亮、太阳、金星、火星等都是镶嵌在不同层次上的同心球上。

这些同心球，像洋葱皮一样，层层包裹着地球，每一层都是匀速圆周运动。后来发现这个范式不能解释为何有些星体能够忽明忽暗，而且并不是规则运动的，于是有了一套新的解释体系，托勒密体系。

托勒密解释体系认为，行星并不是直接绕地球运行的，而是沿着一个小的圆形轨道运行，轨道中心再绕地球旋转。在这套解释体系当中，大环套着小环，而且不同的环还同时都在运动，这就是均轮与本轮学说。这套解释体系一度流行了上千年，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被打破。

总之，任何科学的诞生，都不可能脱离于当下的环境，无论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还是牛顿的万有引力，都是在解决当下的问题，而诞生的一种新的解释体系。人们在用以往的理论框架解释不了新的问题的时候，人们才会转而寻求新的解释体系。

一门科学从不成熟到成熟，其标志就是形成了共识，拥有了大批的拥护者，他们不再为了同一类的研究进行争锋相对的辩论。在日心说没有被确立之前，人们为这个问题争吵了甚至上千年，直至伽利略望远镜的观察，笛卡尔的数学论证下，范式确立之后，剩下就是如何精确计算天体之间的距离了。

新旧范式的转换，其实就是科学革命，范式的转换意味着科学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做研究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转换是思维方式的突然转变，而且范式的转换，也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改变。

科学通过范式的转换，不断破除既有思想的束缚，聚焦新的谜题，朝向未知领域不断扩展，它的演化也许并未设定任何目标，认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当然，科学的发展需要宗教人文的指引！

故而，人文和科学，实际上就是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因为文人讨论语词和文本，科学家则关注自然界的万物。在中世纪，人们想理解这个世界，就得阅读这“两本书”，词就是“《圣经》之书”，而物就是“自然之书”。

“《圣经》之书”是神之道，即圣言（Word of God），而“自然之书”是神的作品（Work of God）。在当时，对这“两本书”的阅读并没有分裂。

这是因为，当时有一门学问，叫释经学。释经学者奥利金曾提出了一种普遍的诠释学，来处理文本和自然物，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举个例子，《创世纪》本来其实可以理解成一种宇宙起源论，创世纪的前三天里，没有太阳、月亮和众星，连昼夜都没有，那这三天本身是怎么存在的？

面对这种质疑，奥利金认为，我们不能去细抠《圣经》的字面意义，而是要透过字面意义去看出更深的神学意义。

奥古斯丁继续发扬奥利金的释经学，他认为《圣经》里的词分别都有四种含义。比如说，“耶路撒冷”在字面意义上是犹太人的城市，在道德意义上是人的灵魂，在神秘意义上是神的天国，在寓意意义上是基督的教会。

奥古斯丁

那释经学怎么向普通人解释自然万物的存在呢？就是靠这种寓意阐释。

寓意阐释不是一种文学手法，而是一种把读者从《圣经》的字面语词，引向自然世界、理解自然世界的过程。

由于新教改革，改变了诠释文本的途径，寓意世界观开始消亡。否定了寓意，这意味着自然界的物得不到解释。自然物和人工物都没有了象征含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新教把教徒的注意力从视觉象征转向了《圣经》文本的字面意义，比如说，新教的教堂很朴素，中心是讲经台，而不是圣坛，圣餐也沦为了一种纪念餐。

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认为，这是欧洲从一种图像文化转变为一种文字文化的决定性时刻。

既然自然物没法在《圣经》中得到指称，那么当时的学者们怎么去维持这些自然物的神学含义呢？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数学，一种是分类学，即研究自然的“设计”。数学负责把无生命的世界组织起来，分类学或者自然的“设计”则负责组织起有生命的世界。

由数学构成的自然秩序意味着自然定律。我们不能想象，若没有基督教的影响，西方会诞生自然定律。我们一般认为，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寻找科学定律，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古希腊人最终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和谐状态，而不是一种外加的秩序。而自然定律这种外加的普遍秩序，只有一神教才有可能加上去。笛卡尔认为，“上帝在创世时为各个物质部分赋予了各种运动，现在他以同样的方式和过程维持着所有的这些物质。”这就是具有普遍性自然定律的雏形，而定律来自于神律，我们要搞清楚神赋予的定律，就要通过实验。这鼓励了近代科学实验的进行。

而分类学或者自然的“设计”也是学者们需要去弄明白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上帝怎么构思这个自然，就要从他设计的精细结构中去体会。所以说，那时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并不是说技术发展到那一步了，它们就该出现了。而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有这个需求，才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用显微镜把昆虫的触角放大好多倍，我们可以看到，它结构是如此精美，为什么会如此的精美呢，当时的人们觉得这就是神的意思。

不过，望远镜则适得其反，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恐惧。帕斯卡说，“这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充满恐惧。”对于人们来说，那么多星星，都没有了以前善良、勇敢等象征含义。天空中的一切变得陌生，冷冰冰的，令人恐惧。那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们只可能是上帝为地外生命设置的居所。这也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目的论的终结。

所以在那时，很多学者就开始谈地外生命。

开普勒写了人类史上第一篇科幻小说——《梦》，他想象着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是什么样的，丰特奈尔也写了小说《关于多重世界的对话》，探讨地外生命的可能性。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象力有多发达，而是因为星辰“沉默”了，所以他们试图重新赋予意义。

与此同时，自然志或者博物学开始科学化了，不再讨论一些寓意、象征、伦理学或预兆等人文学科的东西。当时涌现了一大批博物学家，也是因为万事万物的象征含义消失，我们亟须从分类学的角度对万物进行整理。

亚里士多德有一种目的论的倾向，比如种子的内在目的是长成大树，它凭借自身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经院学者增加了造物主的观念，种子长成大树的首要原因是神，次要原因才是这个种子的内在能力。

笛卡尔的自然定律观念，则使得内在能力和性质的关系开始走到尽头，种子能长成大树，是因为神强加的自然定律。这也直接产生了近代的机械论。机械论相信物质和物质之间有接触才能互相作用，它们怎么作用呢？就是依照自然定律。

当时，科学和宗教正处于蜜月期。很多物理神学学者仍然试着去将物理和神学打通起来。但是，机械论提供了一幅自然可以自己运作的图景，因为自然定律是不变的，物和物可以接触互相作用，那神的位置在哪？

马勒伯朗士和塞缪尔·克拉克只好认为，所有这些“自然”变化，都能被理解为神的直接活动。这种观点本来是为了“修补”神学，但是事与愿违。比如牛顿第三定律，你推桌子，同时桌子其实也在推你，在自然世界里，谈不上谁是因谁是果，你和桌子只是服从自然定律而已，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上帝的位置在哪里呢？

所以，自然定律是神的法则，也是自然的法则，就如斯宾诺莎所说，“神或自然”是一个东西。那为什么不直接是单纯的自然的法则呢？拉普拉斯说，我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这也为彻底的自然宗教埋下了种子。自然哲学家（科学家）扮演祭司， 向人们解释“自然之书”。而且，这不会像不同教派解释《圣经》一样，纷争导致宗教战争。对自然的解释只可能是普遍的，这样发展下去，科学就变成了一种“宗教”。

新教改革导致了人们世界观和认识论发生变化。当人们再去解读《圣经》，就只剩下了历史价值。

除了因为自然物没有了含义，需要自然科学去填补之外，注重字面解释的《圣经》还以另一种方式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兴起，因为它使得《圣经》关于创世和堕落的故事，被理解成人类需要重建对自然的统治。人们希望重建伊甸园，来拯救自己。在《圣经》中，人类遭受了三大灾难，堕落、大洪水和巴别塔。因为人类堕落，使得人类失去了堕落前的完满知识。所以我们想要追求真理，通过认识世界来模仿神的智慧，通过操纵世界来模仿神的能力，恢复与神的相似性。

巴别塔

因为人类堕落，所以人类也失去了对万物的统治。在中世纪的理解里，亚当对自然的统治不是说要让万物服从他，而是掌握万物的多重含义。因此，恢复亚当原有的统治在于，从心灵上掌握自然的神学含义，以及控制人的激情。但是，培根第一次把大家关注的要点从如何道德地生活，变成如何对自然过程进行理解和重构。我们该抛弃“沉思生活”，认知的目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自己的灵魂。统治的含义慢慢地变成现代人所理解的。

同样，因为人类堕落，植物变得不完美。

所以人类需要通过园艺和农业来“修复地球”。西方的园艺，实际上可以被理解成重建伊甸园的冲动。而且耕种土地，可以补救大洪水对地球造成的伤害。荒野和空地代表了杂乱无章，反映了居民的堕落。

这也为西方殖民提供了其中一个原因。他们认为美洲土著居民未能善用土地，是懒惰的民族。神对亚当的明确命令“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也是对殖民的授权。而占领、保管和使用土地也成了现代土地私有化的原则。

而巴别塔使得语言变乱，这怎么拯救呢？西方人开始去追求一种普遍的语言文字。莱布尼茨就有一个普遍语言计划，他认为，人类因为语言的不清晰，导致了各种纷争，所以，假如我们要纠正我们的推理，就要设计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像数学一样确凿。当人们发生争论时，我们就可以直接算一下，看看谁是对的。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假想，也预示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

其实，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就发现在科学里找不到救赎的知识，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休谟认为，从事实中推不出价值，从自然的特征中也得不到任何重要的神学结论。达尔文更加认为，生物的奇妙机制只是数百万年来偶然事件的最终结果，在达尔文之后，物理神学就彻底地衰落了。

在科学和人文慢慢分道扬镳的过程中，其实有无数聪明绝顶的大脑为了弥合它们，做出巨大的努力。现代人经常会觉得，牛顿花那么多精力去研究神学，实在太浪费了。其实，在牛顿那一代学者眼里，他在物理和数学上的成就并不是他生活的重点，他的野心是要统一“《圣经》之书”和“自然之书”，统一词和物的科学。这也是当时无数学者的伟愿。

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在《宇宙最初三分钟》里谈到，“宇宙越显得可以理解，它就越显得没有意义。”

科学史家柯瓦雷在《牛顿研究》里说，“在科学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唯独人失去了位置。于是，科学的世界变得与生活疏离了……两个世界：这意味着两种真理。或者根本没有真理。”

如今，虽然我们能从自然中不断地解读出意义，但是这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选择没有指导作用。

而占星术、命理学、观相术等神秘学思潮，还有德国浪漫派，都表明了人类依然渴望与自然界联系起来，都是一种重新勾连科学和人文的尝试，想让它们更好地融入我们的心灵，解脱我们灵魂漂泊不定之苦。

现代人的灵魂、无处安放，像鬼影一样漂泊。这种虚无主义，这种“现代病”，与这个灵魂的深渊，正是“《圣经》之书”和“自然之书”的断裂带来的。这个断裂，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焦虑和恐惧的根源。

总   结：

宇宙本来就是全息一体化的，只是为了认识和了解宇宙的需要，我们拿着手术刀去切割世界，久而久之，人类取得了一些认识上的成就，就把自己所认为的世界当做客观世界，或者自称掌握了宇宙真理，其实，这些个认知都还是局部的，人类无法穷尽宇宙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