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五年春，成都丞相府灯火彻夜未熄。诸葛亮手握益州田亩清册，连续三日核验各地春耕进展。主簿杨颙闯入劝谏："治中层次分明，何须事事亲为？"诸葛亮指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公文苦笑："今战士十损其七，府库仅存三年之粮，此非承平之时啊。"窗外细雨打湿了《出师表》的誊抄本，墨迹在"益州疲弊"四字上晕染开来。

章武三年白帝城的血腥气尚未散尽，诸葛亮接手的蜀汉已是千疮百孔。夷陵战败不仅折损四万精锐，更让本就薄弱的人才梯队出现断层。

当时蜀汉在册官员不足曹魏三成，能统筹州郡者不过蒋琬、费祎等十余人。相较于曹魏"九品中正"输送的世家精英，蜀汉朝堂多见边地寒门：巴西程畿之子程祁年方十六便得署理江州，并非因其才干超群，实乃无人可用。

面对如此困局，诸葛亮创造性地构建起"三环决策体系"：成都中枢由董允总领宫省、向宠执掌禁军；丞相府中蒋琬处理日常政务；前线军务则由自己亲掌。这种看似集权的架构，实为在人才凋零下的无奈之举。正如南中平定后，他破格启用叛军首领孟获为御史中丞——非不知其反复，实需借其威望镇抚蛮夷。

建兴九年的汉中军营中，魏延再次闯入中军帐请战。诸葛亮望着这位"不肯下人"的猛将，将《六韬》递到他手中："文长可熟读太公阴符，来日自有大用。"后人常诟病诸葛亮压制魏延，却不知其临终前密奏后主："延性矜高，当以杨仪制之。"这种制衡之道，恰是对非常之才的特殊栽培。

赵云之子赵广年方弱冠，便被派往剑阁督运粮草；向朗族侄向宠不过而立之年，已统领禁军。最典型的当属姜维：这个降将出身的年轻人，三年间从仓曹掾升任征西将军，诸葛亮亲授"皆十二更下"的轮戍之法，手把手传授治军要诀。

章武初年颁布的《蜀科》至今镌刻在益州各郡署衙："爵不自外，刑不及贵"八字，道尽诸葛亮法治精髓。都乡侯刘琰车驾逾制，当街鞭刑二十；长水校尉廖立诽谤朝政，贬为庶民仍赐田宅。

这种"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的严苛背后，藏着维持政权存续的大智慧——当外来荆州集团与益州土著矛盾激化时，唯有绝对公正的法治能维系脆弱平衡。

当我们在键盘前质疑诸葛亮专权时，不应忘记他接手的蜀汉：国土不及曹魏三分之一，人口不足东吴五成，精锐尽丧于夷陵。在这个"天下十分，蜀不得一"的困局中，那个"食少事烦"的丞相，用生命践行了"鞠躬尽瘁"的誓言。他的大权独揽，恰似危墙之下的撑柱者——不是不知放手之轻，而是不敢轻言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