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可能是现代中国人最了解的一次古代重大改革。
以“一条鞭法”为代表的改革措施，是张居正这位万历年间的惊世天才、神童国相，为了挽救帝国的生命，而进行的一场撼天动地的改变。然而随着张居正的离世，他的改革也随着大明王朝的灰烬逐渐飘散于风中。
张居正变法成为了历史，却未能改变历史。
那么，这场充满争议的改革，究竟是挽救衰落帝国的一剂良药，还是刺向帝国心脏的那柄匕首？关于它的争议至今仍然没有停歇。
其实，这种争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无论张居正有没有改革，大明都必亡。因为它的体制已经腐朽、统治集团已经堕落、社会风气已经败坏，万历年代的明帝国，岂是一场变法就能挽救其生命？
经济规律、社会规律是严酷无情的，行政干预只能起到延缓死亡的作用，但无法让国家起死回生。一切违反经济规律者，都将最终受到严厉的惩罚。
中国历朝历代的重臣，最不缺的就是这种“裱糊匠”。从王安石到张居正，再到李鸿章，从青苗法、一条鞭法到洋务运动，臣子们费尽心思给皇帝和朝廷续命，最终却都落得一身骚臭和千古骂名，究竟为何？
因为中央集权下的皇权一人制，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现在的阶级分析论，喜欢说这些改革被抵制或者失败都是因为“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反对”，看似有那么几分道理，实则扯淡。
啥事不行都赖地主阶级？咋就从不赖皇上？难道皇上不是地主阶级最大的头儿吗？
当然我也要说，倒也不能赖皇上。中国古代的皇帝一人制，自身就存在着一个无解的悖论和怪圈，走向财政崩溃，几乎是这种体制的必然结局。
还是说回张居正改革本身。他的改革，主要是为了革除一大弊端，即大明的财政亏空。因为当时的财政体制本身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国家出现了一种奇葩的现象：基层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朝廷国库却日益亏空、负债累累。
这究竟是为什么？
那还是要从张居正改革的具体内容说起。现在提起张居正改革，总是偏重于财政方面，却忽视了他的改革其实是针对明朝的一系列问题，所提出的一揽子方案。其中既有经济体制改革，也有轻微的政治体制改革。
“摘奸剔弊”，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要义。
所以，他的改革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反腐，也就是“摘奸”，二是“剔弊”也就是以财政改革为主的方案。
张居正改革起点又是如何？毕竟，一个人要掀起大规模的变革，必须要“名正言顺”，你不能直接就说咱们要彻底改了，这样没有人能接受和执行。
所以张居正在改革伊始，喊出的是“恪守祖制”。也就是说，他不仅没有直接说改革，反而说的是要铭记王朝的初心。这个出发点不仅政治正确，而且给了改革以正当性。
张居正的这个提法，其实也顺应了当时官场的风气。在他身居高位的年代，明朝官场形成一种“守旧便是正确”的恶劣风气，但凡要打压政敌，都会搬出祖制，指责对方违反了明王朝既定的政治路线，从而抨击这些官员是“背离了原有的路线”。
张居正搬出“祖制”来搞改革，既是高明手段也是无奈之举。在打击原内阁首辅高拱的行动中，张居正就靠这一招大获全胜，从而让自己平步青云。
张居正改革的具体措施，第一个要说的便是“考成法”。
张居正在其政论当中对官场之弊概括如下：第一，诏令不行，政令不通。第二，有法不遵，有例不循。第三，只有部署，没有督促落实。第四，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第五，推诿扯皮，不负责任。第六，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第七，奢靡之风盛行。第八，贿政成风，等等。
“考成法”就是针对官场歪风而启动的改革。这场改革旨在提高官员的行政效率，用来打击当时严重的形式主义，以及惩戒那些不作为的官员。
“考成法”主要是对“稽核”这个官场各类账簿、文件的信息传达和监督事项，进行了详尽而严苛的规定，让怠惰的官员再无处遁形。其重要的目的是，让中央（皇帝）的诏令、要求能够真正落实到地方，而不是消失在半路。
然而，“考成法”尽管起到了一时的效果，比如“月有考，岁有稽”的律令确实提高了当时的官场效率，尤其是保证了政策的执行和财政的透明，对张居正时期的“中兴”起到明显作用，但没过多少年，这个改革就再次被庞大的帝国官僚体系所逐渐淹没，无力继续维持。
张居正去世后不久，申时行任首辅后立刻停止了考成法的执行。
这一改革失败主要是因为，官僚主义和人浮于事的本质，在于皇帝和文官集团这个金字塔式的顶层统治模式。也就是说，皇帝的政令发下去，不超过传递三次，底下的官员就开始用各种方法去应付、去哄骗，因为皇帝的政令一般都是空洞无物或者难以实现的，或者与地方官员的利益相悖，那么地方官员为了升迁和政绩，就只能通过应付来完成。
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庞大的官僚体制缺乏独立的力量制衡，导致官员们形成了一个难以撼动的固定利益集团。官官相护、裙带严重，他们在乎的根本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自己的官帽。
这一点从南明小朝廷就能看出来。当时大明覆灭，清兵已经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南明小朝廷却依然陷于各种内斗和互相掣肘，根本没有人站出来真正为国家利益而齐心协力。
再说说财政改革。张居正的财政改革，以“一条鞭法”而出名。
这次改革的核心，就是取消各种杂税、只保留有必要的税务项目，同时取消徭役，由粮食实物税改成白银货币税，从而减轻了人民负担。改革以后，成绩斐然：大明国库收入短短三年内就增加一倍多。
不过，就像考成法一样，张居正的一片心血全都在他死后走向了荒废。除了白银的货币税形式保留（还讽刺地成为后来南美白银输入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前提），其他法条皆数被废，该怎么横征暴敛还是回到了原样。
为何张居正的财政改革也人亡政息呢？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弊病就是大明这个体制本身，体制不改，具体说是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不改，这种弊病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因为在中央集权制下，皇帝和文官集团看似一条心，也在处心积虑治理好国家，但本质上他们都是自私的：皇帝在打自己“代代执政”的算盘，官员集团却只顾着自己敛财，哪会真心为地方繁荣而操心？
这就造成了明末的奇葩现象：只有孙传庭一个人尚能和李自成作战，但此时朝廷已经拨不出一分款作军饷，孙传庭只能找地方豪强举刀要钱。
但其后没多久，李自成攻入北京，就在皇帝私库中搜到“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号称一心为国的皇帝，宁可最后亡国也没舍得用这些钱去保卫国家。
看似天天将“国家”二字挂在嘴上的朝廷，最终却无一人站出来为国家负责，而私下里从皇帝到官员个个都富可敌国。大明的这种溃烂体制，就算是出来一万个张居正，都没什么卵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