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功站着领，二等功躺着领，一等功家属领”。

这句曾在军营中广为流传的话，道出了部队中立下一等功的艰辛。在部队里，一等功的数量凤毛麟角，要求也极为严苛，大多数军人终其一生，也只能荣获二等功或三等功。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规定，立功奖章主要分为“嘉奖”、“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和“荣誉称号”这四个等级。

其中，嘉奖是最低等级的表彰，只要军人在作战、训练或其他工作中表现突出，取得优良成绩，或者被评为优秀基层官兵，都可以获得嘉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在有的英雄传奇部队，嘉奖甚至到了人手一份的境地。

（嘉奖相对比较容易）‍

而比嘉奖更进一步的，则是三等功，它通常授予在军事行动中表现合格，对国家和军队有一定贡献的个人或单位。

无论是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等突发状况中表现良好，还是在战斗任务中英勇顽强、坚决执行命令，亦或是在年度军事训练中成绩优异，都有可能获得三等功。

虽然非常困难，但在部队当中，一个连有一个甚至两到三个三等功，也并不稀奇。

二等功的授予条件更为严格，它要求军人在军事行动中表现良好，对国家和军队有较大贡献，才能荣获二等功。

也就是说，那些军事频道中的所谓“兵王”（比如边境剿匪缉毒一枪毙敌的武警，或者在军区比武中至少获得前三名的解放军）才有资格获得。

当然，兵王以外，也有人有机会获得二等功，比如那些在技术创新和科研方面有较大贡献的军事科研人员，那比起兵王，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存在。

一等功，比二等功还要更进一步，它更是军人荣誉中的巅峰。

一等功只授予在军事行动中表现优异，对国家和军队有重要贡献的个人或单位。

只有在某一场战役或任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或者在特殊任务中表现出色、为部队甚至国家争光，或者在军事科研领域取得重大成功、对中国国防产生重大影响，或者在天灾时因救人等行为对社会造成巨大正面影响，才能被授予一等功。

（一等功）

荣誉称号则是最高级别的奖励，它通常授予在军事行动中表现特别突出，对国家和军队有重大贡献，且在全军、全国有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堪称楷模的个人或单位。

据统计，中国军队历史上一共有6900余人获得了一等功。考虑到在中国历史上，穿过军装的军人数量何止千万，仅兵力最高峰的1975年，便高达661万人。

可以说，获得一等功的6900余人，在这庞大的军人群体中，无疑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因为，获得这样的荣誉实在是太过于困难，通常都要为国家承担九死一生的风险，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牺牲。

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有诸多一等功的获得者，其实是在牺牲以后，才被追授了这一至高无上的荣誉。

2021年2月，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中英勇牺牲的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三名战士，被追授了“一等功”。这段充满了悲壮与荣耀的历史，不仅铭记了他们的英勇与牺牲，也说明了达到一等功的条件之艰难。

这也是为什么都在说“三等功站着领，二等功躺着领，一等功家属领”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部队当中，这句话还有一个更加残忍的版本：一等功，拿命换；二等功，有伤残；三等功，流大汗。

这样的俗语不仅是对军人功绩的朴素概括，还是对他们无私奉献精神的深刻反映。

在中国军队的历史中，英勇牺牲的一等功获得者不计其数。他们用生命书写了忠诚与担当，用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成为了国家和人民心中永远的骄傲。

比如回族战士马占福，在1987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年仅20岁的他为国捐躯。他的腹部被击中后，肠子流出，但他艰难地将肠子塞回并包紧伤口，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口，手持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又如广州军区战士吴少光，在1979年的中越自卫还击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3岁。他曾任52505部队班长，在战斗中英勇无畏，做出了杰出贡献。

（对越自卫反击战）

在中国军队光荣灿烂的历史中，比死去的一等功更加稀少的，就是活着的一等功了。

所有的战士都在说，一等功，拿命换，而这些拿着自己的命去建功立业，甚至还能全身而退的存在，无疑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最传奇、最伟大、也最了不起的丰碑。

其中，狙击死神张桃芳或许是名气最大的一个。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仅凭一把没有瞄准镜的老式苏制步枪，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志愿军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

在比如著名的扫雷英雄杜富国，为了保护战友，用身体挡住了手雷的袭击，虽然最终奇迹般的生还，却永远的失去双眼双手。

这些活着的一等功获得者，他们不仅在战场上或灾难面前展现了超凡的勇气与智慧，更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人，什么是无私的奉献。他们的存在，让“一等功”这个荣誉更加闪耀，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强大与希望。

（杜富国）

参考资料：

1、共青团中央《一等功拿到手软的部队,网友:摆不下可以放我家~》

2、央广网《最好的相遇 排雷英雄杜富国出差途中勉励入伍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