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 当李鸿章全权代表中国与日本在《马关条约》上签下最后一个字，这位年逾古稀，向来以刚强姿态著称的晚清名臣终于压抑不住心中的悲恸，老泪纵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了——他知道，“卖国贼”之名，注定终生无法洗脱。

那么，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赞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视之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的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

从战争形势而言。在当时，日本海军袭击中国北洋舰队并击沉“高升号”，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自打战争开始，清政府就节节败退。从海关边境到中国境内，我国领地不断失守，节节败退。一八九五年一月三十日，威海卫失守，此时的清政府在接连不断的挫折下，已经大伤元气，难以东山再起。

反观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不论经济、军事、政治还是思想，都远超当时清政府，敌我实力差距极其悬殊。主和气氛日浓，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完全没有胜算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必将一片断壁残垣，只有求和才能尽量减少损失。

在此期间，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日本的侵略胃口非常大，气焰极为嚣张，借口“全权不足”，在广岛将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两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驱逐回国。同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1895年2月2日指名要恭亲王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

因为战争的失利，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此去日本议和的结果早已注定，签署合约的人也必将身败名裂。一向以“清流派”自居的翁同龢面对李鸿章同往议和的邀请，便连声回绝：“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

虽然如此，李鸿章却没有丝毫推辞。而且李鸿章其实是坚决反对割地的。1985年2月27日，他在乾清宫被召见时言“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与军机大臣议事时,李鸿章更语气坚决地表示“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

李鸿章于1895年3月14日乘德商轮船离津赴日，19日到达马关。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双方共进行了五次谈判。作为清廷的全权代表，李鸿章在停战、赔款数额与利息、割地问题上据理力争，用尽了办法。他红着眼道：“纵令再走数千里，岂能将我国人民尽灭乎?”

3月24日第三轮谈判后，在回接引寺住所的途中李鸿章突然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枪击。此次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日本的谈判优势锐减，令日本政府极为狼狈。也因此血的代价，两方最终达成了无条件停战的协定。

然而，那时中国的落后是全方位的。《马关条约》谈判后期，李鸿章每日给总理衙门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 伊藤由此完全掌握了清政府不愿谈判破裂局面的底线，故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清廷束手无策，只能在4月14日电谕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第六轮）谈判，会谈从2时半延续到7时半，其间李鸿章几乎全然不要脸面，丢弃了一名长者和清廷重臣所有的自尊，甚至拿出乞要回家路费的借口，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

陆奥宗光对此记录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李鸿章）惟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到：“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

李鸿章固然是有错处的：过于重视海防而牺牲新疆、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以及招来滚滚骂名的《马关条约》。但他的背后，是早已千疮百孔的清政府,此时的“和戎”外交又是何等无奈。国家已经没有实力, 还要和平, 就只能选择妥协。

“卖国贼”之名于李鸿章，真的妥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