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45年由美国“曼哈顿工程”而来的第一枚原子弹在日本广岛投放，震惊世界；1964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也曾秘密进行原子弹研制！

蒋介石

1945年,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俞大维在中美联合参谋部看到了有关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文件——《士迈士报告》。这里面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美国人魏德迈，他于1944年10月接替因与蒋介石有矛盾而调回美国的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与俞大维是极好的朋友。他不仅给俞大维看了绝密文件，甚至直接问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造原子弹？”

蒋介石心动了：“有了原子弹,才能在世界事务中有发言权。”

原子弹爆炸

1945年秋，在蒋介石特许下，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吴大猷被国民政府召往重庆咨询，陈诚和俞大维要他们提出一个“造弹计划”。

吴大猷后来回忆说:“我回去想了几天,拟就了一个建议,大致是：(一)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的人才。(二)初步可行的是派物理、化学、数学人员出国,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的情形。然后拟一个具体建议。… …我拟写的建议,经陈、俞两位考虑后,以为可行,即瞩华和我负责数学、物理二部门。我与华建议,化学部门就请曾昭抡先生负责。”

魏德迈

1946年华罗庚和5位青年学者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会合，吴大猷也在稍晚一些后抵达。钱昌祚在回忆录中写到:“陈总长曾命六厅资助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赴美研究原子能及火箭,其所需外汇尚系兵工署垫拨”。

初到美国，为了完成当时建立相关科研机构的提议，踌躇满志的几位中国学者想直接进入美国有关原子弹研制的机构进行考察和学习。但是，对于这种事关国家命运的成果，美国怎么可能真心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他们被告知，原子弹的研制早已被美国列为核心机密，中国学者想到相应机构进行考察与学习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分别到美国各大学从事研究与学习。

除了中国学者，在原子弹的研究计划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甚至还考虑过留用日本的所谓“原子能专家”。但是，这些所谓的专家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日本的许多在华人员以不同理由曾向国民政府提出继续在华居住。而日本在上海设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在所长佐藤秀三的带领下，借着研究所与研究原子能有关的借口和国民政府军统局接洽。军统局长戴笠以便以向制造原子弹输送人才为理由，向蒋介石报告，留用这批日本人。经蒋介石默许，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于1946年3月20日给中央研究院朱家骅院长发了一纸电文，企图借中央研究院之名留用这批在华日籍人员。

然而从《日人佐藤秀三等七人略历》与《佐藤秀三所拟原子能研究计划书》两份计划书来看，这7个专家其实完全不是真的懂原子科学。所谓的计划书内容也是不伦不类，更多是找到一种在中国合法居留的借口，逃避参与侵华战争的责任而已。

中央研究院摄影

这一举措立刻遭到了中央研究院科学家们的一致反对。同为科学家，他们自然清楚这些日本研究人员皆为二流，而且还有泄密隐患。在他们得悉院方曾有留用日籍人员的意图后，杨肇镰等15位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联名上书院长朱家骅和总干事萨本栋，严肃提出异议：

“顷闻本院征询前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日籍人员，凡自愿留华工作者，一律予以留用,暂给技术员名义及补助费，并允其住入该所宿舍等情；聆悉之余，无任惶惑,深感兹事体大，有从长审慎考虑之必要，爰本爱国爱院之忱，略贡刍荛，幸垂鉴焉。”

4天之后，即1946年6月19日，在重庆北碚的张孝威等28位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由于反对太过强烈，再三考虑后，这场饥不择食的留用日籍研究人员军统动议方才撤销。

再其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开始忙于内战，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都混乱不堪，筹建国防科研机构等国事要务根本无暇顾及，一时心血来潮的原子弹计划也便不了了之。

美国靠不住，日本研究人员居心不良，忙于内战政局混乱……40年蒋介石的“核弹梦”，终究只是一场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