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确立了以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带领红军成功抵达陕北，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力挺毛主席，而张闻天成为党内总负责人，但二人在这之后逐渐领导层，建国之后，更是长时间在外交部门工作。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遵义会议1934年，红军被迫开始进行战略大转移，当时王稼祥被敌机炸伤，还在休养，本来是想让他留下来养伤，但毛主席认为他肩负重任，必须随军行动。
据理力争之下，王稼祥得以随部队参加长征，他当时被安排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与毛主席，张闻天等人一起行动。
有一天晚上，红军走到一个村子里准备休息，一位小战士看到一间柴草屋，便在门口问还有没有地方，可没想到毛主席走上前去制止，并讲到：不要影响别人休息，我们在外头。
里面的人一听是毛主席的声音，连忙请毛主席到屋里休息，外面太冷了，原来在里面休息的是王稼祥和另外几个同志。
二人一见面，就询问起了对方的病情，当时毛主席患上了疟疾，治愈之后，身体依旧虚弱，紧接着，有意无意的谈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前几次“围剿”的胜利。
在这之后，毛主席和王稼祥一路畅谈，行军的时候谈，休息的时候也谈，就连宿营的时候也在谈，多次的深入交流中，也指出了军事指挥的问题。
对于毛主席的意见，王稼祥是赞同的，他准备找其他同志交换一下意见，先找到了张闻天，而张闻天听完之后表示同意，他也来到毛主席和王稼祥身边交谈，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张闻天就听说过毛主席，但他之后出国留学，二人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1933年，张闻天被派往中央苏区，他才算是真正接触到了毛主席。
随着对毛主席的了解越多，他对毛主席也越发敬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也与毛主席一致，二人互敞心扉，坦诚交谈后，也达成了不少共识。
随着红军占领遵义，一场关乎红军，党前途和命运的会议召开，在博古，周总理作完报告后，作为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张闻天起身发言，他手举一份提纲，指出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在毛主席发言之后，王稼祥也作了发言，他旗帜鲜明的支持毛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改革中央军事指挥机构，由毛主席参与指挥。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大多数同志的的意见，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中心的领导集体，为克服重重困难，并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那为何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和王稼祥相继淡出了呢？
为何淡出其实，张闻天是有名的“红色教授”，他自学成归国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主编机关刊物，以“洛甫”等化名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分析时政，抨击黑暗统治。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张闻天主持的，而且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在乎职务的高低，被毛主席戏称为“明君”。
随着工作移交，张闻天的工作重心变成了宣传教育工作，这也是他的特长所在，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大量的文章，教育了全国各地刚参加革命的同志。
在抗战胜利之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他担任过东北局常委，辽东省委书记等，将大量心血投入到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中，为建设东北的大后方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是如此，当时周总理征求过张闻天的意见，一个是对外工作指导委员会，另一个是驻苏联大使，任谁也没想到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会选择后者，可见张闻天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
至于王稼祥与张闻天一样也是“红色教授”，同样理论知识丰厚，但在战争年代，更容易发光是军事，政工，后勤一类的人才，也是最容易出名的。
另外，王稼祥在红军抵达陕北之后后因病情恶化，不得不前往苏联治疗，等他回国之后依旧被委以重任，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但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支持高强度的工作。
受当时医疗水平的限制，病根一直没有根除，王稼祥多次因旧病复发，不得不脱离工作，继续治病，直到1947年回国，担任东北局委员，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
七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找到了王稼祥交给了他一项重任，想让他出任我国第一任驻苏大使，而王稼祥经过一天的深思熟虑之后，对此表示同意。
之后，王稼祥查阅大量的资料，还与刘少奇同志赴莫斯科商讨具体的事宜，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举步维艰的外交工作打开了局面。
张闻天和王稼祥二人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主席的功绩，对我国外交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是不会被抹杀的，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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