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小陈高考目标就是军校，但是第一年高考发挥失常，与理想的军校失之交臂。小陈没有放弃，果断选择了复读，第二年以高出录取线80分的成绩，如愿考入了理想的军校——解放军理工大学。

2013年，24岁的小陈军校毕业，被分配到陆军某旅当排长。来到部队后，小陈工作积极，表现出色，2年后被提拔为副连长。在副连长岗位上工作1年后，小陈参加了集团军组织的预提主官培训，并顺利毕业。但由于单位没有主官空缺，小陈并没有如愿提拔连队主官。时间来到2017年，新一轮军改来临，军官调整冻结，小陈没能顺利晋升上尉军衔。直到2年后，小陈终于当上了连队主官，并调整了上尉军衔。

新的军官制度施行后，尉官晋升的难度增加，小陈在连队主官的岗位上一干就是5年。后来，小陈被调整到LV机关，但军衔、职级始终没有得到晋升。如今，小陈已经年满35周岁，上尉衔龄也6年了，今年家里还出了变故，父亲病重住院，小陈无法回家照顾，于是，萌生了退役的想法。然而，退役指标紧张，并不是想走就能走的，而且35岁的上尉，选择“转业”回归地方，已经没有任何发展优势，小陈陷入了进退去留的矛盾之中。

小陈的经历是近年来一部分年轻军官职业发展的缩影。

新一轮军改后新的军官制度施行，在“前慢后快中间稳”的军官发展路径的影响下，尉官晋升缓慢，造成中尉、上尉积压，晋升通道阻塞，影响了年轻军官的工作积极性，一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现实面前遭受了打击。

新《军官法》征求意见稿中压减了少尉、中尉、上尉的最低任职年限，由军改期间的2年、3年、4年，调整为2年、2年、3年，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并没有调整三者的最高服役衔龄，即仍然为7年、8年、9年。同时，延长了中尉的最高服役年龄为37周岁，且上尉的最高服役年龄仍然为40周岁。

笔者始终认为，设置不同军衔的“最高服役衔龄”与“最高服役年龄”并无必要，仅依据“年龄指标”限定军官退役简单易行，且尉官的退役年龄不宜过高。上尉的退役年龄不应当超过38岁，而中尉退役的年龄不应超过35岁。试想，一个40岁的上尉“转业”到地方后仅能确定为普通科员且需要再次适应环境重新开始，而地方的同龄人多数已经在工作岗位上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两者差距可想而知。

显然，在货币化安置尚不成熟、“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缺乏吸引力的情形下，军官“转业”依然是军官退役的主流方式。

因此，完善军官“转业”安置的具体措施仍然是当前军官退役工作的重要内容，包括且不限于不同职级军官的退役年龄、军官转业后的待遇与职级确定、随军家属安置等内容，尤其解决军官“转业”在不同地区安置差距大、标准不一、降级安置等问题。

军官制度是一个系统性的课题，由于军官职级的“金字塔”结构特征，决定了军官职级晋升机制、军官退役保障始终是军官制度的两个核心问题，必须整体研究，系统规范。尤其不能脱离实际，孤立看待，甚至缺乏对基层的调查研究，对新出现的矛盾问题视而不见。

本质上，真正促进军官长期服役、安心服役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透明、公正的选拔任用机制；

2、科学、规范的退役保障措施；

3、具备比较优势的薪资待遇制度。

解决了上述问题，便解决了军官服役的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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