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帝朱载坖，他是嘉靖帝朱厚熜的三儿子，在明朝的十六位皇帝里算是老十二。这位自封“舜斋”的天子，坐龙椅的时间挺短，也就五年多。他的名声嘛，不咋地。还没当皇帝时，老爹就不怎么瞧得上他，一直拖着不立他为太子。等他好不容易坐上了皇位，又整天沉迷于玩乐，国家大事能推给大臣的，他都懒得管。结果，最后因为玩得太过火，身体垮了，就这么没了。
所以这位明穆宗愣是把自己过得没啥存在感。有多没存在感呢？就连《明史》都粗心大意地把他的名字给写错了，写成了朱载垕（hòu）。
为啥说朱载坖对，而朱载垕就不对呢？其实有很多证据支持。就拿朱载坖和朱载圳争皇位那会儿来说吧，朱载坖的师父陈以勤，就拿他的名字来证明他是“上天注定的”：
国家的基础早就稳稳当当了。人一出生就得起名儿，这个“国”字，上面一个“元”，下面一个“土”，就像是说咱们国家是九州之首，这是君王的心意。”（《许文穆公集·卷五·太保陈文端公墓志铭》里讲的）
朱载垕这个人可不是凭空捏造的，他真实存在，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七个儿子朱祐楎的后裔，被封为齐东王，和朱载坖是同一辈分的人。真不明白那些研究明史的老专家们，咋就把他俩给弄混淆了呢。
就这么个看似不起眼的皇帝，在他那五年多的皇帝生涯里，居然能够推陈出新、革除弊端，让明朝的国力有了不小的提升。他还办成了俺答封贡和隆庆开关这两件大事，历史上都称他的这些举措为“隆庆新政”。
朱载坖整天躲在后宫玩乐，对正事不闻不问，全都丢给大臣们去处理了，一开始是徐阶，接着是高拱，最后就是张居正来挑大梁了。老张这家伙，在朱载坖去世时一跃成为内阁首辅，而且在万历朝头十年里，他大权在握，说啥是啥，简直就是明朝276年里权势最大的人物。
说起张居正，咱们不得不聊聊他搞的那些改革，还有那个著名的一条鞭法。不过，他能整出这些动静，归根结底，还是靠着他那个“权臣”的位子。
说实话，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和我们教科书里描述的那个改革先锋，其实还有挺大差别的一面。在真实的历史中，张居正的形象远比课本里复杂。他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那位推动改革的能手，还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课本上的他，可能更注重于他的改革成就，但在实际的历史记载里，他的故事要丰富得多。所以，要真正了解张居正，还得跳出教科书的框架，去看看他更多元、更真实的一面。
【01】
万历五年，也就是公元1577年的九月二十六，湖北荆州那地儿，江陵县有个老秀才张文明，因病去世了。老张这人吧，早年过得不太顺，后来有点出息了又爱显摆，所以在村里头，不少人对他有意见。虽说张家有权有势，大伙儿面上都装着挺伤心的样子，但心里头说不定正偷着乐呢。
但在北京，千里之遥的地方，有个人心里头真是难过极了。这人呢，他是张文明的娃，并且还是大明朝内阁的一把手，张居正。
但是，等张居正从那阵子的伤心劲儿里缓过来后，他发现自己摊上大事儿了。
五年前，他一路攀升，当上了内阁首辅，紧接着就大力推行了一系列涵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这可以说是大明朝开国以来动作最大的一次。但由于改革涉及面太广，触动的利益太多，得罪的人也就数不胜数。结果呢，张居正在朝廷内外，几乎找不到几个真心支持他的人。
那时候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张居正他老爹一走，他就得辞官回家守孝，这叫做丁忧。丁忧得整整27个月，老张得在老爹坟头旁边搭个小屋住着，这期间不能喝酒吃肉，连跟老婆亲近都不行（更别说生孩子了），整天就得悲伤着缅怀老爹，啥正经工作都不能碰，更别提继续推他的新政了。但要是他真放手不管，那些恨新政入骨的老顽固们，不把新政给搅和黄了才怪呢。
张居正如果想让新政顺利进行，就绝对不能回家守孝。那有没有啥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有，那就是“夺情”。啥是夺情呢？就是说因为国家大事太急，官员不能回家守孝了。但想办夺情可不容易，得满足很苛刻的条件，比如外面有敌人打进来了，或者国内有人造反了。可张居正他老爹走的时候，国家正太平着呢，哪有什么事离不开你啊？再说了，大明朝可是标榜以孝治国，早有规定说：“官员要是守孝，谁也不能保奏让他提前回来”（《续通典·卷八十三·礼第三十九》）。凭啥你张居正就能搞特殊呢？
老张这家伙，直接跑去找了大太监冯保，随便找了个借口，就轻轻松松给自己整了个特例，不用守丧了。接着，面对那些气得跳脚的同事们，他瞪大眼睛，满不在乎地说：“我就是搞了点儿特殊，咋啦？有谁不服，站出来让我瞧瞧。”
老张说不定给忘了，大明朝的官员们，一个个跟国策似的，硬气得很。这不，御史、谏官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站出来，指责张居正。老张也是个狠角色，二话不说，拿起廷杖就把那些叫得最响的，像翰林编修吴中行、翰林检讨赵用贤，还有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这些人，屁股打得开了花，最后还把他们发配边疆去充军了。
现在朝廷内外总算是消停了，没人再敢对张首辅指指点点。这样一来，他也不用回老家了，能专心一意地推行他的新政策。
跟太监勾结，滥用权力，仗势欺人，甚至还把皇帝老朱家传下来的廷杖拿去打人的屁股——如此嚣张狂妄，这世上难道就没规矩了，就没人能治得了张居正吗？
1547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张居正在科举考试中表现出色，取得了二甲第九名的好成绩，随后被任命为庶吉士。在接下来的18年里，他一直在官场里打拼，但始终没太大起色。一直到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的时候，事情才有了转机。当时内阁首辅徐阶向裕王朱载坖推荐了张居正，让他担任侍讲侍读，这才让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那时候，嘉靖皇帝朱厚熜就剩下俩娃了（他总共生了8个，但6个都没活下来）。按说，年纪大点的朱载坖当太子的机会该挺大的。可问题是，朱厚熜迷上了修仙，还信了个“俩龙不能见面”的邪，就是不肯立太子。再加上朱载坖他亲妈不受宠，他自己也就不怎么受待见。这样一来，他那不同母的弟弟朱载圳，心里就开始琢磨着想抢皇位了。
但其实，瞧瞧朱载坖身边那帮幕僚加“私人教师”的豪华阵容，朱载圳那点小九九就彻底没戏了。高拱、陈以勤、殷士儋、张居正，哪一个不是明朝顶尖的宰相料子？随便挑一个出来，都能把朱载圳的团队虐得体无完肤，更别提这一下子蹦出四个大神来！
说起来，朱载坖这家伙吧，虽然才能一般，也没啥大志向，但他可是历代皇帝里难得一见的大好人，就是那种咱们老百姓心里认可的好人。怎么说呢？他就是没那么多心眼儿，整天不会瞎猜疑、防着这个防着那个的。谁要是对他好，他就一门心思地对人家好，是那种百分之百的信任。
因此，朱载坖在潜邸时得到了那些“师傅”们的照顾，等他一当上皇帝，就给这些人都升了官，还把他们拉进了内阁。就连那个才做裕王府家庭教师一年多点的张居正，也没落下。
朱载坖是张居正遇到的头一个贵人，他对恩情特别感激，甚至有点爱心过头。要不是碰上朱载坖，就算是有徐阶这位老师的支持，张居正也很难一帆风顺地爬上权臣的宝座。
高拱这个人，气势汹汹的，算是张居正碰上的第二个大帮手。
高拱和张居正俩人心往一处想，都想着把朝政里的烂摊子给收拾收拾。论本事、决断还有干事儿的能力，高拱那是一点不比张居正逊色，私底下的人品嘛，他还更胜一筹呢。可这家伙，脾气太硬，急性子，为了抢权啥手段都使得出来。当二把手的时候，就一门心思想把一把手拉下马；等真当上了一把手，又开始琢磨怎么对付二把手。这样一来，像徐阶、李春芳、陈以勤、殷士儋、赵贞吉这些资历老的内阁大臣，全让高拱给“收拾”了，结果张居正这个年轻人，没几年工夫就窜到了二把手的位置。
高和张原本关系挺好的，但小张一当上那个次辅，情况就变了。老高嘛，大家都知道，次辅的“克星”，这回面子上肯定挂不住。小张呢，也不是好惹的。这么一来二去，两人就较上劲了。
最终，高张之争的胜负，关键落在了大太监冯保手上。高拱这人眼高于顶，宦官他根本看不上眼。但张居正却不一样，他主动跟冯保拉近关系。冯公公这人，跟他主子朱载坖一样，懂得知恩图报。所以，到了关键时刻，冯公公给高拱来了个措手不及的打击。
当初，穆宗皇帝去世后，拱在朝廷大殿里哭得特别伤心，边哭边说：“太子才十岁，怎么能治理天下呢。”后来，保在背后跟后妃嚼舌根：“拱说太子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哪里能当皇上。”后妃一听，大吃一惊，太子知道这事后，脸色也立马变了。（《明史·卷三百五·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有人猜冯保那句话是张居正教的——这种猜想有可能，但没啥证据，而且也很难找到啥铁证。
反正高拱因此垮台了，张居正就顺顺当当地接手了首辅的位置，一下子就成了实际上的一把手。
在大明朝，内阁首辅这个位置可不稀缺，前后加起来快有90个人坐过了。那为啥偏偏张居正就能混成顶尖儿的角色呢？
【02】
答案其实挺直白：就是时候要对，地方要合适，大家还得一条心。
朱载坖说走就走了，留下个最大的儿子朱翊钧，才是个10岁的小毛孩。高拱那会儿就说得挺在理，这么个10岁的小皇上，哪里懂得处理国家大事，只能是找别人先帮着管管。那找谁呢？老妈李太后吧，她原本就是个宫女，没啥大见识，也没啥学问，再加上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后宫不得干政”，她也没法正大光明地出来管事。大太监冯保？那家伙名声臭得很，还是张居正的铁杆粉丝，根本没法像以前的王振或者后来的魏忠贤那样，给小皇帝当靠山。
家里人都靠不住，那只能找外面的大臣来帮忙治国了。瞧瞧整个朝廷，官职最高、声望最响的，那就是内阁首辅张居正，除了他，别人咱可不考虑。
这简直就是天时地利都占全了，而且人心也齐。
嘉靖帝朱厚熜驾崩那会儿，张居正还只是个国子监的小司业，没权没势也没啥背景。但因为他给皇帝当过一年多老师，这身份可不得了，一下子就让他飞黄腾达，直接进了内阁，当上了东阁大学士，还兼任吏部左侍郎，这晋升速度，简直就像坐火箭一样快。
隆庆帝朱载坖去世那会儿，他指定了高拱、张居正和高仪这三位大臣来辅佐新君。老张呢，排在二把手的位置，按理说，要是没啥变故，他迟早得被高拱给挤兑走。但谁能料到，老高突然间就跟中邪似的（其实是被人陷害了），蹦出一句大不敬的话，结果把李太后气得不行，直接就把他给打发回家了。
张居正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坐上了首辅的位置，接着他像高拱那样，把高仪给挤兑走了，自己在外朝独当一面。
真是走运到家，那时候整个大明王朝，能跟张居正较量几下的就那么三个人。李太后对“高师傅”那是冷眼相待，可对“张师傅”却是温柔得不得了，简直是说啥听啥，百依百顺；再看那司礼监的大太监冯保，对张居正更是言听计从，唯命是从。唯一不太买老张账的就是小皇帝朱翊钧，结果呢，也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这是谁搞定的？肯定是李太后和张居正两人联手干的。
老张以前教过老朱朱载坖，所以在小朱翊钧面前，他当然端着老师的架子。再说高拱走了，但他的那股子威严似乎都让张居正给继承了。反正张居正自打当上首辅，脾气就大得很，训人特凶，对小朱那是各种高标准、严要求，整天拉着个脸，这也不许干，那也不准碰。老张还不止这些，他又把经筵给搞起来了，每天在文华殿给小朱灌输那些枯燥的经史啊、古今兴亡的道理啊，还有帝王怎么治国这些。也不管小皇帝能不能听懂，愿不愿意听；他还搞了个《帝鉴图》，选了从尧舜开始的81件好榜样的事和36件得提防的事，每件事都配了图，整天跟念经似的，给小皇帝翻来覆去地说。
想必朱翊钧那时候心里头就已经对张居正憋着股火，琢磨着哪天要把他棺材板撬开，抽他几鞭子解气呢……
但这种念头也就只能私下里琢磨琢磨，小朱可不敢轻易去惹那位“张先生”。一旦让老张抓住半点把柄，那可就得准备好迎接他毫不留情的一顿数落：
张居正又说：“皇上爱护百姓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但外面那些官员却只顾着自己的私利，背叛公义，剥削百姓还欺骗皇上。这些人应该用严刑峻法来狠狠惩治。而皇上呢，也应该更加注意节俭，宫里头的开销、穿戴、赏赐、布施这些，都得好好裁剪节省，甚至禁止掉。”皇上听了点头赞同，决定减免一些不必要的开支。”（《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列传第一百一》）
朱翊钧能不敢点头答应吗？史书上记载着，不管张居正讲课有多让人犯困，小朱都得瞪大眼睛、支棱起耳朵“专心听着”——他哪敢不专心啊？就算他对张居正那滔滔不绝的讲解不畏惧，难道还能不怕李太后的严厉惩罚吗？
李太后不懂啥大道理，教育孩子就认准一句话——“不打不成才，惯子如杀子”。因此，她对朱翊钧可是动真格的，一听说这孩子调皮捣蛋，或者不听张先生管教，轻的就是让他罚跪，重了干脆抄起棍子就一顿揍。
李太后对儿子管教得很严。要是皇上不读书，她就让皇上跪着。每次皇上要去听讲经时，她总是让皇上先在她面前模仿讲臣讲课。到了上朝的日子，天还没亮，大概五更时分，她就会跑到皇上的寝宫，喊一声“皇上起床”，然后吩咐旁边的人扶着皇上坐起来，打来水给皇上洗脸，再拉着皇上坐上轿子去上朝。
到最后，朱翊钧被那对男女搞得心里直发憷，一看到他俩，膝盖就发软。因此，朝堂上的那些烂摊子，他既没兴趣管，也不敢插手，索性一股脑儿地全丢给张居正去处理了。（《明史·卷二百十三·列传一百一》）
这么一来，在大明朝里，还有谁能对张居正指手画脚呢？
【03】
张居正呢，他对自己现在的地位心里跟明镜似的，可他却一点也不怕。
他风光无限的时候，有人拍马屁叫他“张相”。但你知道吗，大明朝276年里，真正的宰相就那么一个，胡惟庸是也。后来那些内阁里的宰辅啊，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团，首辅也就相当于秘书头头，跟真正的宰相比起来，那可是天上地下。对于这种奉承，张居正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回应说：“宰相有啥了不起，我可是摄政王呢！”
江陵把治理国家当成自己的责任，有人恭维他的宰相才能时，他总是说：“我不是真正的宰相，只是代理而已。”说代理对江陵来说确实没错，但历史上只有姬旦和新莽两人曾这样做过，现在难道要算上他成为第三个吗？（《万历野获编·卷九》）
别误会人家只是在逗乐或是在背后自夸，张居正后来的威风，可比高拱强多了。他心里头，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大明朝的摄政王。就算是在已经成人的皇帝朱翊钧面前，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春天那会儿，庚辰年，因为弟弟居谦去世，他下定了决心要回家。不过，他上书请求时，没直接说“请求退休”，而是用了文雅的说法，“恭敬地叩拜，请求归还政权”，这样一来，皇上不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像成王那样的明君嘛。（引用同上）
这都当上摄政王了，还不是他说了算？什么考成制度、查土地、搞一条鞭法，还有跟蒙古人在边境的茶马交易这些事儿，张居正一句话就能搞定。他要是不想给皇帝朱翊钧面子，连报备的手续都能直接跳过。朝堂里那些反对他的人，轻的丢了官，中的挨顿棍子，重的直接被砍头的也不在少数。结果呢，张居正当首辅那十年，大部分时间里，满朝文武，没人敢跟他唱反调。
这可是大明开国到现在，头一遭见到的神奇景象。
明太祖朱元璋，这位皇上对权力抓得特别紧，看谁都觉得心里藏着小九九，整天琢磨着“是不是有人憋着坏想算计我”。就因为这样，他成了历史上杀功臣最不留情面的开国皇帝。
在洪武年间，总共有10个人活着的时候就被封为国公了（要是算上开国前战死后来追封的，那就有25人了）。但要说到没犯过错，还能安安稳稳在床上老去的，也就邓愈和汤和这两位。至于那些活着时被封为侯爷的，有50人（加上开国前战死追封的，一共79人），不过能一直跟着老朱走到最后的，也就仅仅12个人罢了。
剩下那些，比如徐达，虽然死得莫名其妙，但至少能给后代留下金银财宝，那也算是走了大运。想想那些被流放、被抄家的，心里头说不定还得偷着乐呢。就算是一刀被砍了的，都觉得这命丢得不冤。为啥这么说？你看看蓝玉那家伙就知道了——人不光没了，还被剥皮填草、家给抄了、三族给灭了，更惨的是，还连累了亲朋好友和部下，一共15000多人，稀里糊涂地掉了脑袋，这才是真的叫惨呢！
但说实话，老朱那套做法，无非就是手笔大了点，手段狠了点，其实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古往今来，开国皇帝们哪个不是得清理点功臣呢？不过，老朱最绝的一手，还是借着胡惟庸那案子，干净利索地把宰相这个位子给撤了。
宰相呢，就是皇帝时代一个国家里管大事的头儿，那可是除了皇上，谁都得听他的。说起来，早在西汉时候，有个叫陈平的人，他当过宰相，哦不对，是左丞相，他就把宰相这个位置有多重要、干啥活儿、有啥权力，说得明明白白的。
宰相啊，就是帮皇上管理国家大事的，调和天地自然，顺应季节变化，还得照顾好世间万物的生长。对外呢，得稳住周边的国家和诸侯，别让他们捣乱；对内呢，得跟老百姓亲近，让他们过得安稳。还得让那些大臣们，像卿啊大夫啊，都能好好干自己的活儿。（《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简单说，宰相就像是所有官员的头儿，权力特别大。他能自己建府、选官、决定国家大事，有时候权力大到能和皇帝较量。所以，皇帝虽然得尊敬宰相，但心里还是会猜忌、防着他，不停地想办法削弱他的权力。你看，汉朝时宰相去见皇帝，皇帝还得回礼呢；到了唐朝，宰相在皇帝面前还能坐着；到了宋朝，就只能站着了；到了明朝，干脆把宰相这个职位给取消了。
为啥这么说呢？皇帝眼里，宰相往往就是大权在握的大臣。而这些大权臣，对皇上来说，那可是头号隐患。就像两汉时期的霍光、王莽、曹操，南北朝的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宇文泰、高欢、杨坚，唐朝的李林甫、李辅国、朱温，宋朝的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还有元朝的伯颜、燕铁木儿这些人，他们都是权臣。这里面，少说有一半还动过篡权的念头，有的甚至真的夺了皇位。
到了明朝，连宰相这个职位都不存在了，除了张居正，你还能想到哪个大权在握的大臣吗？好像真没几个人吧。
【04】
肯定会有人说了——明朝咋就没权臣了呢？像严嵩、魏忠贤这些人，不就是明摆着的大权臣嘛！
可他们真不是啥大权臣。要知道，权臣的“权”得是能让皇帝都感到头疼的那种，得是真真正正攥在自己手里的，而不是皇帝随便给点儿，还能随时拿走的小打小闹。
真正的厉害朝臣，要么能把皇上哄得团团转，让皇上心甘情愿地把大权交给他们，还一点都不起疑心，就像李辅国对付李亨、蔡京对付赵佶、韩侂胄对付赵扩那样；要么他们本身就掌握着实权，皇上不过是他们摆出来的一个幌子，比如曹操掌控下的刘协、高欢掌控下的元善见、宇文泰掌控下的元宝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权力原本是皇上给的，但皇上后来没能力或者没胆子收回来，就像刘裕对待司马德宗、杨坚对待宇文赟、朱温对待李儇那样。但话说回来，严嵩和魏忠贤，他们有这能耐吗？
说白了，这俩人看着像大权臣，其实是朱厚熜和朱由校故意让他们这么干的。这么做对大明朝可没啥好处，说不定害处大了去了，但对这两位皇上来说，那好处可多了去了。就像朱厚熜，得靠严嵩父子帮他捞钱，好去追求长生不老；朱由检呢，得靠魏忠贤去摆平那些乱糟糟的国家大事，他自己好专心捣鼓他的木匠活儿。等到这些“白手套”用得不干净、用臭了，他们收回权力来，那叫一个轻松。轻松到啥程度？王世贞都说了，“片纸一出，晚上就能把人绑了”，《弇山堂别集·卷九十》里写的呢。
严嵩和他儿子最终就是落得了那样的下场。魏忠贤就算再怎么狂妄，自称九千岁，可朱由检要收拾他，也就一句话，然后派几个锦衣卫过去的事儿。
在张居正出现之前，大明朝差点就出了一个超级大佬，那人就是杨廷和。
1521年，也就是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突然去世，而且还没留下儿子来继承皇位。内阁老大杨廷和，他翻了翻《皇明祖训》，找到“哥哥死了弟弟上”的规定，就提议让朱厚照的弟弟朱厚熜来当皇帝。这个提议也得到了皇太后张氏的点头。但有个麻烦，朱厚熜这时候还在老家安陆府（就是现在的湖北钟祥）呢。他一听这消息，立马就往北京赶，这一路上，他足足跑了37天才到。
这三十七天里，山里没了老虎，杨廷和就成了那个称霸的老大。他几乎把武宗朝推出的所有新政策都给推翻了，朱厚照辛苦训练的新军和那些有潜力的年轻军官，都被他给解散了、裁掉了，有的甚至被抓起来杀了。杨廷和这么一来二去，大明朝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军队，又垮了。这下，士大夫们又能堂而皇之地推崇文化、贬低武力了。
等朱厚熜气喘吁吁赶到北京时，杨廷和也完成了他的使命，干脆利落地把大权交回了朱家。说实话，如果杨廷和这位京城大佬硬是不肯放手，朱厚熜这个才15岁从外地来的小家伙，还真没啥好办法。但话说回来，杨廷和骨子里还是个满脑子忠君思想的士大夫，不是那种像王莽、曹操那样天生爱搞权谋的狠角色，说不定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抢权。结果呢，杨廷和不光没当成大权在握的权臣，最后还被朱厚熜找了个机会，给革了职，贬成了平民。
杨廷和之后，徐阶和高拱碰上了性格温和的皇帝朱载坖，按理说他们俩都有机会大展身手，成为朝中重臣。可遗憾的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大显身手，就被新来的后辈给比下去了。等张居正这个权谋高手一上台，他的手段明显比其他人高出一大截，这时候，唯一能阻挡他成为大明朝头一号真正权臣的，也就只剩下生老病死这些自然法则了。
不信？那你就叫朱翊钧也试试“一纸令下”看看？别说一张纸了，就算小朱写了上万字的请求信，张居正也不会晚上就去抓他，说不定还会把这事儿当笑话跟别人分享呢。更有可能的是，这信还没送出宫，李太后就直接拿起棍子，把小朱的屁股打得开花了。
到了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号，张居正病倒前，他在大明朝的地位，那真是比曹操还牛气冲天。曹操吧，也就靠挟持皇帝来指挥那些诸侯，可那些诸侯还不一定买他的账，刘协也老想着怎么反抗，比如搞个衣带诏啥的。但张居正呢？他一句话，全国都得听他的，谁也不敢反抗。说到皇帝朱翊钧，你瞅瞅他敢不敢在张居正这位“张先生”面前大声喘气？要是朱翊钧敢搞小动作，比如白天发个纸条晚上就被抓，那最后谁被抓还不一定呢。
这家伙要不算权臣，那世界上就真没权臣这回事了。
【05】
但对张居正来说，权臣这个称号就像是把两面刃。
张居正那些大政绩，像考成法、一条鞭法、查土地、理边事这些，都不是他当政那十年才冒出来的，也不是就他一人发现了。说白了，这些都是老问题了。就比如说一条鞭法里讲的赋税和徭役，五百多年前王安石变法时就想解决，但没成功。还有五十多年前的嘉靖十年，就是公元1530年，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桂萼，他也直接给这老问题开了方子，说的是“把一省的丁粮都算一块儿，徭役也平均分配”（《明史·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御史傅汉臣还把这叫做“一条编法”。
答案其实挺直接的。想象一下，这俩人在开那个推动变革的大会时是啥样——
桂萼说：以前那个赋税徭役的老法子，真是既坑国家又害百姓。相比之下，一条编法对国家好，对百姓也好，不改的话，国家可就真的危险了，这事儿刻不容缓（巴拉巴拉，省略了好多细节）……所以，咱们得推行新法子，希望大家都能支持我！
接着，老桂就被海量的唾沫星子和臭烘烘的鸡蛋给埋了。不光是皇帝朱厚熜动手，就连那些大名鼎鼎的清官忠臣，像杨一清、方献夫、陆粲这些，也都加入了。更别说那些数不清的贪官、地主，还有那些被糊弄着跟风的老百姓了。
轮到张居正来表现了。
张居正说：“我打算推行一条鞭法，同意的就别吭声，不同意的给我举个手……嘿，还真有人举手啊。来人，把他带下去处理了！”
喊冤者大呼：我真是被冤枉了！我压根儿没举手，只是帽子斜了，顺手扶了一把……
张居正说：“哎，这只是个不小心犯的错，那就把他发到琼州去吧。还有谁要发言吗？”
这还用说嘛——戴帽子的都被打发到海南岛了，再挠挠头，岂不是得逃到爪哇国去？在那家伙的“强势”之下，一条鞭法愣是用了足足三年才传遍全国。我还以为老张在磨洋工呢，其实三个月搞定完全没问题。
当然，刚才那些是逗你玩的。但说实话，要不是老张身上贴着个在内宫外朝都无敌，连朱翊钧见了他都得躲着的权臣标签，他的改革哪能成功啊？早就被那些拖后腿的家伙给搅和得一塌糊涂了。
这全靠张居正是个心怀大志、有理想，而且讲原则、守底线的正人君子。要是他没这么正，动了歪心思，想学王莽、杨坚那套，去搞个政变啥的——先不说能不能搞定，就凭当时大明王朝那内忧外患一堆事儿，肯定承受不起这种瞎折腾。
所以，张居正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中最耀眼的时刻，并不是他搞的那些改革。而是在他已经实际上掌控了大明王朝，成为最高领导者的那会儿，他特别识大体，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就算到了后来他明明能感觉到自己结局会很惨，他也愣是没做出那种可能让大明王朝毁灭的事情来。
因此，清朝的潘博在《张江陵书牍》前言里头，那么一句表面上像是夸赞的话，其实是对张居正一辈子挺到位的一个总结：
自古以来，汉朝唐朝那会儿开始，立下大功名被历史记住的人多了去了。但要说到心胸宽广，气势磅礴，认知坚定，把治理天下当成自己责任，并且真有才华去实现这抱负的，也就明朝的张江陵这么一位了。
【06】
但长时间坐在权力的头把交椅上，并且这权力还几乎没人能管得了，张居正的性格和行为难免会有所变形。不过话说回来，他大体上还是守得住大原则，对小事情也不太计较。
现在网上有好多说张居正不好的事儿，说他日子过得太奢侈，老婆小妾一大堆，吃顿饭得上百道菜，回老家盖个房子就砸了几十万两银子，还老收人家贿赂啥的。但这些事儿啊，全都是从一个地方传出来的，那就是王世贞写的那本《嘉靖以来首辅传》。
提到王世贞这家伙，在文坛上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风光了二十年，才华没得挑。但说到他的为人，特别是和张居正打交道那会儿，就不好评价了。
他和张居正是一起考中进士的，原本两人关系挺好的。可后来，张居正连连遇到赏识他的人，官运亨通，一路做到了内阁首辅，实际上成了大明朝的掌权人。反观老王呢，却一直没啥进步，这让他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万历年间早期，王世贞当上了湖广地区的按察使，刚一到任，他就盯上了张居正的那个小舅子，还上书弹劾他欺负江陵的知县。趁着这个机会，他又上了个《地震疏》，里面直接就说，现在灾祸这么多，都是因为张居正一个人独揽大权，只有把这家伙给撤了，天下才能安稳下来。
老张被老同学这一突如其来的背叛弄得措手不及，心里头那叫一个恼火。他立马采取行动，让手下的小弟们去指责举报，结果老王就被撤了职。
虽然灰头土脸地回老家了，但王世贞最厉害的招儿可不是他的官位，而是他手里的笔。打那以后，老王啥也不管了，一门心思就扑在搜集老张的坏话上，还到处传播，弄得满城风雨。不过，这里面有几分是真的，几分是假的，估计连他自己都糊里糊涂的。
不过这话不一定靠谱，也不代表全都是瞎扯。
张居正这人，可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角色，他身上的问题，那些大权臣有的，他一个不落。比如说，他爱一意孤行，听不进别人的好话；待人接物上，也挺苛刻，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还有啊，听说他生活过得挺奢侈，收点贿赂啥的，这些事估计也是真的。
说到底，王世贞是和张居正有过节，但不能一股脑儿地说沈德符、谷应泰也跟张居正不对付吧？他俩写的《万历野获编》和《明史纪事本末》，那可是史学界公认的好书，史料价值杠杠的。
谷应泰写了件事情，说的是李成梁给张居正送礼的事儿：
梁国派使者给张居正送金子，张居正说：“你们主上是通过无数次战斗才立下战功的，我要是收了这金子，不就是得罪了开国的高皇帝嘛。”于是，他坚决没要。（《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老张拒绝了老李送的礼，他说老李那高官厚禄都是用命换来的战功，自己哪好意思要。那这是不是说，如果来个没立啥军功或者军功没那么大的武将送钱，老张就可能收了呢？
情况大概就是那样。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里头，细细讲了戚继光是怎么给张居正送礼的事儿。但这可不是说戚继光打仗不行，张居正才心安理得地收下，而是因为这位打倭寇的英雄，早年在登州（现在山东烟台）当兵，心里想着杀敌却一直没机会，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跟张居正搭上了线，这才被调到东南战场去了。
后来，戚继光被直浙总督胡宗宪给提拔了（可以肯定的是，老胡这么做没要啥好处），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带着戚家军打了一场又一场胜仗，名声大噪。但好景不长，胡宗宪因为严嵩父子的事儿被扳倒了。这下戚继光可急眼了，赶忙又去找张居正靠拢。
戚继光那套做法，乍一看挺让人瞧不起的，但其实没那么简单。你知道吗，明朝的武将们，过得比北宋的同行还惨。只要是三品以下的武官，那些七八品的小御史说动手就动手，打死了也只能自认倒霉。那三品以上的呢？虽说不好再动手打了，但把你骂得跟孙子似的，你还得乖乖听着，不敢吭声。
那文官咋样呢？其实，不用做到多高的文官，就算是最低级的生员，也就是秀才，都能享受到不少好处。他们可以免税免服劳役，见到官员也不用下跪，还能按时拿到国家的补贴。这和武将比起来，差别可不是一星半点，简直是天差地别。
因此，明朝的武将啊，要是没找个稳当的文官做靠山，别说想带兵打仗、升官发财，就连哪天不明不白掉了脑袋，都没地儿去喊冤。戚继光呢，他本身就是武将家庭出来的，对这些个弯弯绕绕心里跟明镜似的，所以也就没啥纠结的，很爽快地向现实低了头。
俞大猷这位抗倭英雄可不一样。俞家虽然有个世袭的百户官头衔，但其实就是个虚职，拿拿俸禄，没在军队里真正干过。俞大猷呢，他是靠武举当的官，参了军。而且这家伙还有点文人那股子傲气，根本不买文官武将那些私下规矩的账。好在那时候东南沿海抗倭任务紧迫，急需人手，他又一连碰到了毛伯温、朱纨、胡宗宪这些清廉的好官，这才有了“俞龙戚虎”的大名。
但那又能咋办呢？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俞大猷后台不硬，所以一辈子在官场上就只能围着老家福建那块地儿转悠。到了隆庆元年，也就是1567年，朝廷想加强北方的兵力，打算从东南调些精兵强将过去。地方上报上去的时候，本来有俞大猷和戚继光两个人的名字，结果最后就批了戚继光一个，这能是没理由的吗？
张居正一走，麻烦就找上了戚继光，他成了头一批被拖下水的。没多久，戚继光就被炒了鱿鱼，失了官位，紧接着就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
【07】
虽然王世贞的记录里可能有些夸大甚至编造的地方，但张居正过得奢侈、爱享受这事儿是真的。他的开销和收入比起来，明显不对劲儿。
说起来，朱元璋可能是因为自己以前的经历，对当官的没什么好感，手段也相当严厉，自然也不会给他们啥好待遇。
老朱早就立下了死规矩，说啥都不能变，就是大明的一品高官，年薪也就禄米1044石，算下来大概是16万斤。但真到发薪水的时候，还得扣掉四成，最后到手连10万斤都不到。
看起来数量不少，但要是把米价换算成银子，再折算成现在的钱，一个九品官的年薪也就差不多一万块钱。哪怕像张居正那样，官当到最大，头上官衔一堆堆的（好多官衔的俸禄能加在一起），忙上一年，从朱家皇上那儿领的薪水，也未必能有30万人民币呢。
老张呢，也是个当朝大官，跟两宋时期的那些同僚一样，要是年底没法从宫里光明正大拿回个几百万到几千万的俸禄，估摸着回家连床都上不了。所以从明朝一开始到结束，那些文官大人们都在一个劲地喊着要“回到宋朝那样”，说白了，还不是因为嫌自个儿工资少得可怜。
人总不能被尿给憋死吧。朱家人那么小气，当官的只好自己想辙。所以，大明朝的官员，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都有自己捞钱的手段。要是单靠那点微薄的俸禄，估摸着大多数官员得饿肚子，或者饿得只剩半条命。不信？你去问问一辈子都过得清贫的海瑞就知道了。
说实话，张居正就算真有点“财务小毛病”，那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比他胆大妄为、手段更黑的人多了去了，而且这些人往往名声还好得很。就像他的老师、做过两朝内阁首辅的徐阶，硬是靠着手中的权力，把自家弄成了松江府（就是现在的上海）的头号大地主，光查出来的侵占田地就有24万亩呢。
要不是高拱想对付他，这些事压根就不会浮出水面，大家也不会有兴趣去探究，毕竟这种事情太常见了。
因此，就算张居正比徐阶还要贪心，在那时候这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错。他真正被指责的地方，其实就是“擅作威福”这四个字罢了。
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的六月二十号，张居正在工作中离世了。那时候，朱翊钧已经20岁，他为了给张居正致哀，停了朝会，还赐给他上柱国的荣誉，追赠谥号为“文忠”。但说实话，我总有点调皮地想，小朱这么做，会不会是他心里头有点虚，怕老张是假死，哪天突然活过来找他算账呢？
为啥我会这么说呢？你看，张居正一死，小朱等了四天，确认他的“张先生”确实没救了，立马就让雷士帧他们七个言官去弹劾潘晟，然后直接让他退休走人。
为啥挑中了潘晟呢？原来啊，张居正临终前跟朱翊钧提的接班人，就是这位以前的礼部尚书。小朱这么做，说白了就是给朝廷上下发个明白信号——老张的时代过去了，朕要发威了，有冤的喊冤，有仇的报仇，时候到啦！
结果，张居正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指责，而朱翊钧呢，全都虚心接受了：
下令把张居正的所有官职都撤掉，收回以前赐给他的玺书和四代人的诰命，把他的罪行公之于众，说本来该开棺戮尸，但姑且饶他一命。他弟弟都指挥张居易、儿子编修张嗣修，全都被发配到烟瘴之地去了。（《明史·卷二百十三·列传第一百一》）
其实，朱翊钧这已经算是“手下留情”，给了轻判了。
小朱原本对张居正恨得牙痒痒，心里琢磨着要开棺抽他几鞭子解气。可谁能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硬是把这事儿给搅黄了，小朱最终也没能实现他的想法。
朱翊钧在搞定张居正的同时，也顺道把冯保给收拾了，一查之下，竟然发现冯保家财有百万两之多。这可把这位出了名的爱财皇帝乐坏了，他还琢磨着从张家能捞到更多好处呢（结果就翻出了黄金万两、白银十几万两）。那些负责搜刮钱财的地方官，为了邀功请赏，干脆把张家给封锁了，结果导致十多个人活活饿死。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因为拿不出足够的“赃款”数目，受尽了折磨，最后实在受不了，就上吊自杀了。
这事儿可闹大了，不光是潘季驯、申时行这些跟张居正关系铁的官员跳出来喊冤，就连那些以前跟老张有过节的大臣们都觉得皇帝这回做得太过火了。咱们心里头不平衡，那是眼红张居正手里的权力，谁眼馋他那几个钱儿啊？要是皇上抄起家来没个完，那以后谁还敢伸手拿不该拿的东西？这日子还怎么往下过呢？
结果，在朝廷内外一片反对声中，朱翊钧只好不甘心地收回了手，算是饶了张居正一回。
张居正58岁那年，还在当官呢，说走就走了，真是挺突然的。要是他能再多活五年、十年，甚至更久，那朱翊钧能不能有机会报复他，能报复到什么程度，可就真不好说了。
说到底，权臣的头号敌人就是皇上。历史上那些大权在握的大臣，要是不试着反叛或者篡位，最后往往都落得个凄惨下场。张居正这人精得很，对这些权谋手段肯定心知肚明。既然他已经爬到了这个高位，那肯定得为自己和后代打算打算。不管是跟皇上重修旧好，还是见好就收、急流勇退，甚至主动放弃权力来确保死后家人的安稳，这些办法都有可能改变他和家人的命运。但估摸着连张居正自己都没料到，死神会来得那么急那么快，让他压根儿就没了跟皇权和解的机会。
历史上那些尝试推行变法或新政的大臣，最后往往都落得个凄惨下场。说到底，他们这是在“越过皇上去夺权”，皇帝肯定不能坐视不管，肯定会反击的。
神宗刚上位那会儿，张居正一人掌管国家大权。后来呢，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好坏参半，一直没有个确定的结论。但话说回来，他那些让人振奋、有所作为的功绩，跟他滥用权力、自作主张的过错，都是没法互相掩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七·集部第三十》）
皇帝来搞的话就没啥阻碍了——就像雍正皇帝，他把一条鞭法换了个名字，叫摊丁入亩，结果就顺利推行了。这搞法，不论是规模还是成效，都不是张居正那时候能比的。
这事儿真让人没地方讲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