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共有57名开国上将,他们在历史上都做出过巨大贡献、建国后也基本居于重要岗位之上。
不过,正因为他们职务高,历次运动中受的影响也比较大,很多上将都有被撤职下放、审查挨批的经历。
那么,有没有一位上将身陷诸多风波之中,却始终屹立不倒呢?还真有,但并非许世友。
或许有人会说,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可是从55年到73年末,这不是没遇到什么问题吗?
虽然职务方面未被撤掉,但他在大运动初期也被冲击过,那时一群小将把他的家翻了个稀巴烂,还曾想对他施以暴力手段。
眼看局势愈演愈烈,许世友只好打了个报告,就带着警卫部队住到了大别山深处的军区农场,这段时间,他实际是失事了的。
就连在农场,都还有小将放话要去抓人,可见许世友当时处境之艰难。而同样出自红四方面军的的韩先楚,就没有这样被“造反派”威胁的经历。
韩先楚也不是没遭遇风波,好在最终都安然无恙。他有四次真性情的表现,背后都很危险。
第一次是在1959年的庐山,彭老总因为一封信掀起轩然大波,很多老战友、老部下生怕被牵连,都避之不及。
但韩先楚顶住压力没有说半句污蔑之语,甚至还在会议间隙去芬兰别墅看望了彭总,这个勇气世人少有。
等会议开完,原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第二副司令员洪学智都被撤职,第三副司令员韩先楚同样没有随大流,但由于他是福州军区司令员、金门前线的重要指挥,暂时就没人借题发挥。
等沿海平静,有些人就重新找事,说韩先楚是“俱乐部的漏网分子”,一时间各方都在观望上级态度。
在韩先楚处境危险时,原四野司令员林总发声:对韩先楚的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这句明贬实保的话让韩先楚顺利过关。
第二次是在1967年,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怀仁堂反对事态继续恶化,因而被扣上“帽子”,成为敏感人物。
在此背景下,许多旧部都不敢过多接触,就韩先楚异常大胆。他每次入京开会都会登门拜访徐帅,不仅仅见面,每回都还要吃饭,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
徐帅出于担心,有一次忍不住问:“你来看我,不怕影响自己前程吗?”韩对此毫不在意:我韩先楚无所谓!
这样的态度,让徐帅特别感动。因为中央的几位领导对韩先楚都特别欣赏,且他跟徐帅间也没什么实质性的特殊活动,别人想攻击都抓不着点,危险就在无形中化解。
第三次是1971年,四野老首长出事后,中央派人去搜寻相关物品,在北戴河就翻出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信。
这三封信可以追溯到九届二中全会时,南京军区张政委跟另一个集团起了冲突,很多人觉得他不应该留在军队,许世友也持这个看法,就让秘书李文卿帮自己代笔写信,准备呈给中央。
当李文卿写好拿过来给许世友签字时,韩先楚正巧在一起聊天,知晓信件内容后,韩先楚说这跟自己所想一致,让许先别急,自己也去写,到时一起交。
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住在韩先楚隔壁,有天串门时获悉了此事,立马表示也参与进来。
于是,三封相似的信就呈报上级。按规定,大军区司令员有重要工作必须向军委及中央做书面汇报,先由林总批阅,再送往毛主席处。
但“林办”的叶主任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没有往上递,而是将信给扣了下来锁在北戴河的住处,九一三后被翻了出来。
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周总理把三封信认真看完后半晌没有出声,再次开口时语气坚定:三封信都没有实质性问题,到此为止,概不追究,信件交给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存档。
当年各大军区都有人被牵扯其中,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此,能稳就要稳,不宜因为一些捕风捉影之事再生动荡。
周总理如此处理,毛主席也是认可的,1973年5月,毛主席接见韩先楚时,说了一句:路线出感情,我知道,你们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
有两位最高领导的保护,韩先楚最危险的一次也顺利渡过。
还有一次是在1973年八大军区对调后,韩先楚从福州军区调到了兰州军区,没多久,一场针对邓公的浪潮就来袭了。
那时很多军区、地方都展开了对邓公的批判,就兰州军区显得“落后”。一次军区党委会上,有人妄言眼下的批邓工作过于缓慢,跟不上全国形势,要加大力度。
韩先楚听后愤怒地反驳:哪里来的反革命?谁是反革命?他有被开除党籍吗?如果没有,那怎么可能是反革命?我没见过保留党籍的反革命。
一连串有逻辑性的问题问得那些人哑口无言,会议马上就停止。随后韩先楚更是要求军区内不允许开展任何批判的活动,已经贴上去的大字报,务必限期清理掉。
虽然韩先楚改变不了中央的决定,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做到了最好,非常有勇气!
一直到运动结束,韩先楚都在实权岗位上,没有被批过,80年卸去兰州军区的职务后,又调到中央工作,83年还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副国级干部,晚年也过得很幸福。
他并不是没遇到过风浪,相反还主动去涉及敏感,即便如此,他始终能屹立不倒,这样的人生真是传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