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今年六月份写了《郭村保卫战，叶飞三次违抗陈毅的命令，陈毅在战后赶来，面若寒霜》一文，讲的是叶飞在1940年6月的保卫郭村中三次违抗陈毅的命令，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胜利是胜利了，但这是一场险胜，其过程实在是险过剃头。

叶飞本人后来写回忆录，写到这一段，仍是冷汗涔涔，心有余悸。

所以，他在战后面对陈毅的批评，大气不敢喘，一句话也不敢说。

陈毅其实也没有说什么狠话，他只是非常严肃地对叶飞说：“你那个老六团的战士，都是我军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将来一个人是要带一个连或一个营战斗的，全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你怎么能把他们置之险地去和国民党争狠斗勇呢？如果这支部队拼光了，你和我都成为了历史的罪人了。”

叶飞羞惭不已，同时也觉察出了自己和陈毅的差距——将与帅的差距。

从此，他在战略、战术上都对陈毅言听计从。

时间来到了1940年8月31日，国民党顽固派亡我之心不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任命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李守维、李长江为副总指挥，并派李长江兼任右翼军指挥，参谋长郭心冬为左翼军指挥，气势汹汹地杀向我新四军新建立的黄桥根据地。

老覃在另一篇题为《1939年，有草莽英雄要与叶飞结义，叶飞十分为难，赶紧请示陈毅》的文章中提到，叶飞曾按照陈毅的指示费尽心思与国民党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部搞好关系。

所以，敌右翼军在这次行动中态度消极，行动迟缓。

敌左翼军由第117师、独立第6旅、保安第1旅组成，攻势很猛。

陈毅当年在中央苏区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展开对敌“围剿”斗争，早已把毛主席总结出的敌进我退、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分割围歼的战术烂熟于胸，他召集将士分析敌情，决定放“右”歼“左”，置敌右翼军不理，集中一二、三纵队全部兵力围歼敌左翼军主力第117师。

陈毅特别交代诸将，说：“古溪在黄桥、曲塘的正中间，一定要等117师过了古溪，再放行十里，让脱离他们后方，才有围歼的可能。”

众将唯唯诺诺，心里却有不同看法。

究其原因，是古溪有我军的医院、修械所，如果我军“要等117师过了古溪，再放行十里”，那就等于是要把古溪的坛坛罐罐来一次彻底的大搬家，还要得组织群众扶老携幼地转移。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让敌人进至古溪，就相当于是让敌人骑在我们头上撒尿了。

叶飞后来回忆说：“那时，部队士气正高，求战心切，哪憋得下这口气？”

另外，叶飞明显感觉到，不但一纵求战心切，二、三纵队比一纵队还想打。

当时，担任前敌指挥的粟裕随二纵队行动。

9月5日，敌左翼军的保安第1旅占领了营溪，第117师也打到古溪北面，炮声阵阵，震耳欲聋。

叶飞、王必成和陶勇三人按捺不住，都去找粟裕商量，撺掇粟裕带领大家将敌人杀个人仰马翻。

粟裕认为，以我军的战斗力，再配以奇谋妙计，定可全歼来敌，完全没有必要退出古溪。

粟裕的奇谋妙计是这样的：在9月5日的半夜，以一纵队为迂回部队猛袭营溪，就地解决敌保安1旅，然后向西迂回到117师的后面，断其退路。二纵和三纵则于6日拂晓同时从古溪正面出击，我们三个纵队前后夹击，不就把117师包了饺子吗？

叶、王、陶三人听了，连连称妙。

但是，临时改变战斗部署，还是得向陈毅请示的。

四人一同去找陈毅。

陈毅听了四人的来意，剑眉上扬，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单单质问粟裕：“能保证切断古溪敌军的退路吗?”

粟裕微笑着指了指叶飞，说：“负责切断敌人退路的是叶飞的一纵，他说能就能，他说不能就不能。”

叶飞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怂，他一拍胸脯，说：“绝对能保证！”

陈毅盯着叶飞看了好一会儿，最终同意说：“那好吧，你们一个个都这么成竹在胸!”

不得不说，由老六团底子建立起来的一纵实在太能打了。

当晚，叶飞按照部署，带领一纵攻打营溪，一出手，就收拾了保安1旅的两个团。

战斗的进程比预想中的要顺利得多。

但是，就因为太过顺利了。

那边的117师被惊吓到了，迅速后撤。

如此一来，叶飞带领一纵在拂晓抵达预定地区时，117师等部只留下尾巴了。

也就是说，王必成和陶勇的二纵、三纵打这一仗是打了个寂寞。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一纵歼灭了顽军两个团，这一仗还是一个胜仗。

我们三个纵队司令员高高兴兴地收兵回营。

但是，他们回到雅周庄的前敌指挥所，发现粟裕的脸色非常难看。

他们这才感觉到了不妙。

果然，没一会儿，陈毅也来到了前敌指挥所。

陈毅板着脸，火气比在郭村保卫战结束后还要大，把众人都吓坏了。

陈毅把大家都骂了个遍，也骂他自己。

他说：“你们一个个都说有把握，有把握，包打好。现在呢？现在包到哪里去了？叫你们不要急，把他放进来再打，就是不听。也怪我耳朵软，听了你们的，嗨，没得话说了，一起接受教训吧!”

挨过了陈毅这顿批后，叶飞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使我们有不少长进，我们才真正懂得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门学问。

叶飞、王必成和陶勇几个，也更加心悦诚服陈毅的军事指挥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