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月，段祺瑞拿日本贷款买了2万多件军火，计划在秦皇岛卸货交接。

张作霖获知此事后，秘密派出张景惠率领大批部队赶到秦皇岛，突然把这批军火给劫了，然后不声不响地运到了奉天（沈阳）。

邵飘萍听说此事后，写了一篇标题为《张作霖自由行动》的揭露文章，文中称张作霖是“马贼出身……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塘沽……”

邵飘萍

邵飘萍当时为全国知名的记者，此文一出，此事遂闹得满城风云，舆论界纷纷指责张作霖。但张作霖却死猪不怕开水烫，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把这些指责放在眼里。有枪便是山寨王，你北洋政府能奈我何？此事遂不了了之。

但是这篇文章却让张作霖记住了邵飘萍。两人由此结下了梁子。

当时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一直觊觎北京，多次试图攻向关内。邵飘萍对张作霖的军阀作风十分反感，多次在自己创办的《京报》上撰文进行揭露。

张作霖

张作霖深知舆论对人心的影响作用，而当时的他，势力范围只在东三省之内，因此对邵飘萍无可奈何，只能另想他法。

张作霖派人赴京，给邵飘萍送来了30万元的巨额“封口费”。

在张作霖眼里，金钱和枪炮是无往不利的，但是这一次却让他非常意外。邵飘萍收到钱后立即退回，并将此事也诉诸报端——他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张作霖听说邵飘萍不仅退回了钱，并且还在报纸上开骂，气得暴跳如雷，对邵恨得咬牙切齿。

不仅如此，为了抵制奉系势力，邵飘萍还充当了郭松龄和冯玉祥之间的秘密联络人，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倒奉”）。这一点更是深深刺痛了东北王。

如果说邵飘萍在报端的“口诛笔伐”还只是让张作霖恨之入骨的话，这一次的反奉联络人一事，却让张作霖陷入了“你死我活”的生存危机。因此，他开始对邵萌生杀心。

邵飘萍创办的《京报》

到了1926年，城头再次变幻大王旗——冯玉祥退守西北；孙传芳占领了东南5省；广州国民革命军刚刚开始北伐；而东北王张作霖则再次入关，进入北京，实际控制了北洋政府，并担任陆海军大元帅。

人还未到，张作霖的通缉令先一步到了：捉拿邵飘萍！一夜之间，北京街头贴满了悬赏捉拿邵飘萍的通缉令。

邵飘萍走投无路之下，只好立刻带上一些简单的衣物，急匆匆地躲进了东交民巷——这里是西方外交使团驻地，还有外国军队驻扎，是当时北京城里的“国中之国”，其中情形有点类似于天津上海的“租界”。

就在出走当天，邵飘萍还在《京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继续抨击张作霖。张作霖得知后，必欲将邵飘萍除之而后快。但又不敢派兵前往东交民巷抓人，只好收买了一个叫做张翰举的人，想方设法引诱邵飘萍出来。

张翰举当时是《大陆报》的社长，和邵飘萍也算是朋友，但是此人心术不正，人品极差，平日里都在八大胡同和梨园界刺探消息，造谣生事，并为权贵势力做掮客。很多人都讨厌他，避之唯恐不及，八大胡同里的姑娘和梨园界的女演员都称他为“夜壶张三”，意为此人的嘴像夜壶一样。

张作霖承诺，只要张翰举将邵飘萍骗出了东交民巷，就把北京的铸币厂厂长的职位给他，另外再付2万大洋。

于是，张翰举马上进入东交民巷，见到邵飘萍之后，一顿花言巧语：“风声早过，外面早已无事，你何必这么多顾虑，自讨苦吃……”

邵飘萍被张翰举的巧舌如簧所蒙蔽，当天晚上便趁着夜色赶往《京报》报馆，处理完事务后，在乘车准备返回东交民巷的途中，被侦缉队逮捕。

京报馆旧址

京报馆旧址

京报馆旧址事后，侦缉队声称搜出了冯玉祥聘请邵飘萍为军事顾问的聘书、军事电报密码本，以及他和冯玉祥的合影等。这也构成了邵飘萍的“犯罪证据”（冯玉祥与与苏俄关系密切，此时正欲赴苏访问。）

1926年4月26日，京师警察厅以邵飘萍“勾结赤俄、宣传赤化”为由，于当天下午将邵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道：“诸位免送！”然后昂首向天、哈哈大笑、从容就义，逝时年仅40岁。

另外提一句，那个引诱邵飘萍走出东交民巷的张翰举，见利忘义，卖友求荣，最后也没有落下什么好下场。张作霖也看不上这种人，根本没有兑现承诺。几年后，混迹梨园的张翰举在一起绑架案中被绑匪枪杀，死于非命，也算是恶有恶报了。两年后，张作霖也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未得善终。谁知道历史究竟是什么做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