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1937年2月出生于山东聊城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阎长贵幼年时几乎没有上过什么学，直到家乡解放后，他才有了上学的机会。而也正因如此，阎长贵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在学校里，阎长贵十分刻苦认真，学习成绩一直很不错。1956年，19岁的阎长贵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学习，成为他们阎家的第一位大学生。

在大学校园里，阎长贵继续保持着刻苦的学习劲头，在专业领域不断深耕。由于表现优秀，1961年他从学校毕业后，就被《红旗》杂志社选中，并成为了关锋的“得意门生”。

要知道，关锋可是当时有名的“笔杆子”，他写的文章深受毛主席的赏识，就连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对他也是颇为赞赏。当时，关锋正担任《红旗》杂志社中国哲学史组组长。抛开其他的不谈，阎长贵能在他的手下工作，对他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无疑是有益的。

而在进入《红旗》杂志社工作后不久，阎长贵便开始崭露头角！

1963年初，阎长贵根据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的《无题》，写了一篇关于批评“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的文章，名为《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当时发表在了《中国青年报》上。

原本这只是一篇习作，但没曾想却“一石激起千层浪”，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荣誉，报方约他召开座谈会、有人专门写文章评价和分析他的这篇文章……

直到后来，阎长贵才知道自己的这篇习作之所以会受到如此重视，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主席曾在文章上做过批示。文章能得到领袖的批语，这在当时可是非常了不起的。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后，阎长贵的学术研究工作被迫终止，之后被戚本禹调到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不久后又被调到“革命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众所周知，当时江青就住在钓鱼台，阎长贵调到这里，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

尽管对于阎长贵来说，这里的工作“枯燥”且“乏味”，远没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有趣，但不可否认的是，能来到这里工作，意味着他正一步步接近当时中国最核心的权力机构，这对他日后的仕途是有很大益处的。

不过，在当时那样的历史环境之下，这也似乎不是什么好事。

众所周知，在“特殊时期”开始之前，江青很少收到群众来信，因此那时的她也没有什么专职秘书，但“特殊时期”开始后，她便一跃成为了中国政坛上的活跃分子，群众来信与日俱增。由于信件数量太多，不得不专门成立“江青办信组”，由阎长贵担任组长。

阎长贵每天都要挑选一些重要的信件，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江青阅览，其余大部分“正常”的信件则分别转发给各机关，至于那些“不正常”的信件则直接转给公安部。

尽管当时阎长贵在钓鱼台工作已有较长一段时间，但跟江青的接触基本仅限于呈递信件，直到1966年底才有所改变。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来告诉阎长贵，让他给江青当专职秘书。

对于这项“任命”，阎长贵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毕竟自己还年轻，缺乏革命经验，恐难完成这项工作。但戚本禹坚持让他赴任，并将他带到了江青的住处。

事实上，阎长贵也并非第一人选，只是综合考量下来，他相对比较合适而已。一来，阎长贵的社会关系简单，而且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二来，他跟李讷接触较多，两人很谈得来，李讷对他的印象很不错；第三，则是戚本禹的直接推荐，毕竟在当时，江青对戚本禹非常信任，戚本禹推荐的人，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于是，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成为了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而这年，他刚好三十岁。

然而，给江青当秘书并不容易，刚入职，阎长贵就遭遇了长达二十多天的“冷淡考察期”，在这段时间里，江青对他爱搭不理，甚至连面也不见，直到二十多天后，江青才第一次找阎长贵谈话。

尽管是专职秘书，但阎长贵的工作内容跟之前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无非是送文件、处理信件等。就这样，阎长贵在江青身边渡过了一段“难熬”的时光。

1967年8月，阎长贵的老师关锋被打倒后，阎长贵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一些冲击。当时，有人曾建议将他调离江青的身边，但江青曾却出人意料地“维护”阎长贵，她说：“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坏人。”

然而，没过多久，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年底，阎长贵收到了一封由“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这封信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这位女演员在信中说道：她也曾叫过“江青”这个名字，但新中国成立后就改了。除此之外，她还说自己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其他的都是一些她受到了冲击，处境不好，以及赞扬江青的话。

其实，这位女演员来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江青能出面为她说句话，以改变她当前的处境而已。

由于信的内容太长，阎长贵并没有看完，他简单地以为这位女演员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担心处理不好。于是，拿不定主意的他便在信上附了一张纸条：“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然后就把信呈递上去。

然而，让阎长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竟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天，江青便地把阎长贵叫到了办公室，当时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阎长贵刚一进门，江青就气冲冲地把信摔在桌上，责问道：你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

面对江青的突然责问，阎长贵顿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等他低头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写这封信的人跟她没有关系，这封信是不该送给她的，但这一切都晚了，阎长贵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听天由命了。

接着，江青又狠狠地斥责了阎长贵一顿。不过，阎长贵心中无鬼，尽管受到了江青的严厉斥责，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但也正是从这件事之后，江青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整个星期都没有叫过他。

次年1月9日，阎长贵向江青的另一个秘书杨银禄移交了江青所有的文件。23日这天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阎长贵谈话。

对于这种阵仗，阎长贵还是第一次见，而这也不由得让他感到疑惑：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竟然能让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一齐出动？

第二天，阎长贵就被通知“换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秦城监狱。

后来才知道，原来江青诬蔑阎长贵盗窃主席的手稿，还说他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就在阎长贵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当夜，他家就被抄了。

被关进秦城监狱后，阎长贵没有被传讯，也没有被提审，每天除了吃喝拉撒睡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甚至连一本书、一支笔、一张纸都没有，他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成为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人。

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直到1970年春，他才迎来了第一次提审。而这对于两年多没有任何外界交流的阎长贵来说，无疑是一种“享受”。正如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在秦城监狱，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可以和人说话。

从这之后，阎长贵的“待遇”稍微有所改善，可以读《毛选》和报纸，其中第二册中的《论持久战》，他读了不下百遍。

1975年5月，阎长贵终于被宣布释放，但他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而是被直接送到了湖南西洞庭农村劳动，等待对他的结论。不过，这比起秦城监狱来说，还是好得太多了，这里的职工对他非常热情，处处给予他照顾。

几个月后，阎长贵的结论终于下来了：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位所谓的“负责同志”当然指的就是江青本人。因此，阎长贵并没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而是留党察看一年，在农场多劳动了一年。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阎长贵才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自由后的阎长贵被批准回到了《红旗》杂志社，重新做起了编辑。而此时距离他离开老单位，已经过去整整14年之久了。

阎长贵在《红旗》杂志社一直干到1998年退休，而退休后的他仍闲不下来，写了很多回忆和研究那段特殊时期的文章。

2021年6月10日，阎长贵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