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家也是满门忠烈，贺家三兄妹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他们的母亲我们却鲜少提及。

贺子珍他们的母亲叫做温吐秀，在白色恐怖中，她也不畏生命危险，坚持进行地下斗争。

温吐秀的丈夫贺焕文乃清末的秀才，以前经常会为乡亲们写一些诉状，渐渐地就成为了十里八乡的“讼师”，之后，东窗事发，贺焕文因为这一工作得罪了官府，被丢到监狱之中。

为了将丈夫救出来，温吐秀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变卖为数不多的家产。贺焕文出来后，也不敢继续做这项工作，只能和妻子一块开了一间茶馆，暂时维持生计，后来他觉得不能浪费自己的学问，便又创办了私塾，让他的子女和附近的孩子们学习文化。

温吐秀成婚后为丈夫生下五个孩子：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他们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他们闯出了名声，敌人光是听到他们的名字都闻风丧胆。

贺子珍一天天的长大，但是，她并没有看见人间盛世，而是人间炼狱。

每天茶馆里都会有军阀队伍的兵痞、土豪的家丁，手里拿着粗长的鞭子，将那些交不起房租的农民们打得皮开肉绽，随后押着他们从茶馆门口经过。

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就是衣衫褴褛的乞丐，他们来到茶馆门口，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伸出一双瘦骨伶仃的黑手，向他们讨要一些残羹冷炙，温吐秀只能一个又一个的打发了，结果后面的人看到他们成了，也会上前索要。

有的时候，路上还能飘荡起卖儿鬻女的吆喝声，看着那些被卖掉的小孩子，贺子珍难过得直掉眼泪。

温吐秀只能告诉女儿：“没办法，养不活啊，卖了总比饿死好啊。”

贺子珍擦了擦眼泪，询问母亲，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穷。

温吐秀也不明白，只能回答对方：“他们的孩子命不好啊。”

至于这些孩子们为什么命不好，温吐秀就没有办法回答女儿了。

毕竟，贺焕文和温吐秀都是读书人，他们早就为孩子们日后的前途规划好，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成为苦命人。

后来贺焕文将儿子贺敏学送去读书，至于贺子珍，在他看来没女孩子念什么书，反正都是要嫁出去的，只需要认识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

结果，贺敏学对于四书五经丝毫不感兴趣，经常逃课闯祸，反倒是躲在门后偷听老师讲课的贺子珍和贺怡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五四运动爆发后，很多女孩子背起书包，贺子珍看着周围的小伙伴们，都羡慕坏了。

贺焕文和温吐秀眼看着女孩子上学已经成为了新的潮流，没有办法继续拒绝，只能同意，就这样，贺子珍和贺怡手牵手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学校。

后来，贺子珍和贺敏学他们在学校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洗礼，贺敏学还因为闹学潮被学校开除了，这可把贺焕文夫妇给吓坏了，一气之下，贺焕文直接将他们三兄妹反锁在楼上，不允许他们出去。

但是，一把锁还是锁不住他们兄妹那颗向往革命的心，贺敏学率先从屋顶的天窗爬了出去，随后贺子珍和妹妹也逃了出来。

这时贺子珍已经坚定了自己干革命的信念，不管父母再怎么说都绝对不会更改想法。

后来，不但是贺敏学他们，就连贺焕文夫妇都被带动的参加了革命。

1936年，贺焕文夫妇还用吃斋念佛掩护贺怡的地下工作，两年后，贺焕文因病去世。得知这一噩耗后，项英等领导同志帮助贺敏学兄妹料理了贺焕文的后事，随后贺怡被调到广东工作，此时温吐秀的安全就成为了一大问题，考虑到这一点，党组织派人将其送去北上，到延安寻找毛主席和贺子珍。

然而，温吐秀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却被告知女儿贺子珍已经去了苏联治病，但是，毛主席并未因此迁怒温吐秀，反而妥善的安排了她的生活。

1941年，温吐秀因病去世，之后所花费的费用都由毛主席个人承担，委托了中办的同志，将其安葬在延安北关后山上。

1966年，延安地区行署专员杨存福去福建办事，见到了贺敏学，贺敏学向他询问自己母亲的坟墓，对此，杨存福并不知情，而且他也不知道温吐秀竟然被埋葬在了延安，当即就向他表示，自己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到烈士坟墓，给他们一个交代。

经过他们多番寻找，终于找到位置所在地，并将遗骸迁回了王家坪“四八”烈士陵园，告知贺敏学，只是，还没等到贺敏学的答复，十年动乱就开始了，“四八”烈士陵园遭到了破坏。1971年，贺敏学又一次来到延安寻找母亲坟墓的下落，之后立碑，正中写着“温吐秀烈士墓”。

这块立碑人上署名：贺敏学、贺自珍、贺懿。贺自珍、贺懿名字分别都加上框，表明已去世。其实，贺子珍当时仍健在，就在上海住着。贺子珍的名字将“子”字刻为“自”；贺怡的名字则由“怡”字刻为“懿”。

1992年，温吐秀烈士墓需要进行迁移，只是，贺敏学早已去世，子女找不到，贺子珍也已经在上海病逝，女儿李敏也联系不上，最后还是孔李银桥得知了此事，和李敏联系上，这才完成了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