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曾将自己1936年游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经历写成《西行漫记》。

在书中，他盛赞毛主席是一个有着深邃感情的人，主席在提及已故的战友与贫苦百姓时，眼里常是湿润的。

在斯诺的笔下，47岁正当壮年的毛主席热烈而深邃，手中总是书卷，口中总是百姓。

1972年，迈入耄耋之年的毛主席那双眼已经很难再看书了。

为了让主席的生活多些趣味，华国锋让人去借些新鲜电影回来。

可这一借，却让电影大亨邵逸夫惊出了一身冷汗。

向邵氏借电影

1972年，毛主席因白内障视力严重下滑，可一生手不释卷的他依旧不愿意改掉读书的习惯。

为了毛主席的读书需求，党中央成立了一个“大字本组”，将毛主席要看的书排成大号字编辑出版。

可一年后，毛主席就连“三十六磅特大号”的大字很难看清了。

医生与秘书都劝主席减少读书看报的时间，免得再加重病情，可他却十分固执，一听到限制就会很不高兴。

为了保护主席的身体，华国锋想出了转移注意力的法子。

毛主席晚年除了读书看报，看电影也是一个兴趣爱好。

他喜欢看三类电影：

一是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

二是如《林肯传》《拿破仑传》这类传记类影片；

三是园林风光影片，以英国片为最佳。

毛主席平日一旦听说有什么好电影面世，往往会开心地放下手中的文稿，要马上去看电影。

让主席看电影总比看小字更不伤眼，于是华国锋便想着多找些电影过来。

考虑到主席已经有很大的阅片量，想找些能打动他的电影并不容易。

于是华国锋叫来了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刘庆棠，让他去找些香港片回来，看主席喜不喜欢。

那时内地与香港几乎没有文化交流，想找些香港片并不容易。

接下任务后，刘庆棠带着华国锋给的纸条，坐着飞机去往广东。

想找香港电影还是得靠熟悉香港的人来办。

刘庆棠落地后，他立马联系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韦国清。

见着这位中央来人，韦国清有些好奇，因为这是头一次遇见北京来人找香港电影的。

刘庆棠也没多讲，只是将华国锋写下的纸条递给了韦国清。

其上写着：“刘庆棠分管电影，他要看一些香港的电影，希望韦国清同志帮忙解决。”

见了纸条，韦国清不但没有恍然，反而生出更多疑虑，什么时候文化部的人想看电影都得找领导批条子了？

韦国清不信这是刘庆棠要看电影，于是试探着问道：“是不是你看？你看要华国锋批示？是毛主席要看吧？”

刘庆棠只是笑了笑，模棱两可道：“你说是谁看就谁看吧。”

见京使这般模样，韦国清心中自有计较，也不再多问，转头就去办这事了。

虽然韦国清是广东一把手，可在那个年代想弄到香港电影，还是需要花些功夫的。

于是他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请到了广州商量。

这一商量便引出了一个人物——邵逸夫。

邵逸夫是电影界的大佬，梁威林恰好与他的一位律师朋友结识。

搭上这层关系，香港电影的事也就算有了眉目。

在一番牵线搭桥下，这位律师朋友带着梁威林去往邵氏电影公司片库里挑影片。

那时李小龙的电影风靡世界，但大陆却并未引入。

刘庆棠猜测这类电影主席可能会喜欢，于是便告诉梁威林，帮忙多借一些，文化部出钱。

当梁威林最后要付钱时，引路的律师摆了摆手，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新华社香港分社为什么一下要这么多片子？

梁威林答道：“是内地文化部的人要看。”

那时候邵逸夫与大陆并无联系，听到大陆要借影片，本身就非常紧张，再一听是文化部要看，立马惊出一身冷汗。

见到友人面色大变，一旁的律师朋友赶忙安慰：“怕什么啊，尼克松都能到北京，你为什么不能够以电影为纽带，去和北京搞好关系呢？”

邵逸夫听到这话才安了心，同意把影片借了出去。

主席与电影

几经周折，从邵氏借来的影片被打包送往北京。

刘庆棠也当起了审核员，先把借来的电影看看，再挑出好的给毛主席。

若是主席听了简介觉得满意，便会让身边的人去取影片。

毛远新、张玉凤等人都曾受托去那里拿过电影。

毛主席看电影的地点是离住地一墙之隔的含和堂，一直由一位姓康的同志负责放映。

刘庆棠也会打听自己的“成果”，问毛主席喜不喜欢自己带回来的香港电影。

张玉凤回答说：“喜欢，凡是来了好电影，他往往文件都不看了，马上看电影。”

据她回忆，那时候毛主席只要看到李小龙的片子都非常兴奋。

尤其是见到李小龙与外国人打得有来有回时，更是一边看一边鼓掌，嘴里还大喊道：“功夫好！打得好！”

据刘庆棠回忆，当时借到的李小龙的电影有三部：《精武门》、《猛龙过江》、《唐山大兄》。

他讲，一般借出香港的电影，毛主席会断断续续看十几天，每次看几分钟。但碰上李小龙的电影，就会把影片留下一个月，反复看。

1974年，这三部电影被引入了内地，引发了一阵李小龙热。

借着这股热潮，邵逸夫与内地关系也慢慢升温，最后由刘庆棠打报告，在1976年提出了回国的请求。

回归后的邵逸夫也从电影大佬转向公益达人，几乎在每个省都办起了学校。

这一切，都与毛主席之前借电影结下的缘分不无关系。

护士孟锦云曾在毛主席最后时段照顾了他489个日夜，在那段时光里她常常见着主席看电影的景象。

她讲，她曾见过主席在看着电影时泪眼朦胧。

当时主席正在看故事片《创业》，影片播放着这样的情景：以王进喜为原型的主角带着工友，一同抬着千斤重的机器一步步走向目的地，大喊着“帝、修、反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怎么办？”

看到这一幕，孟锦云便发现毛主席的眼里已经满是泪水，建国创业之艰辛让勾起回忆的主席情绪激动。

影片播完后，主席专门写下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

孟锦云还曾陪毛主席看过《雷锋》。

这部片子的内容是人们早已熟悉的故事，可毛主席见着雷锋冒着风雨带一位抱孩子的大嫂回家时，整个人仍旧十分入迷，眼睛盯着银屏动也不动。

看到下一幕开始报画外音“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您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时，孟锦云发现毛主席竟然在拿出手帕开始擦拭眼泪。

这段话是雷锋省吃俭用，攒下200元钱寄给人民公社时信中所说的，哪怕主席早已知晓这些事迹，可他还是忍不住心中的触动。

和壮年时斯诺描绘的那个主席不同，到了晚年主席是很容易显露自己的情绪。

有次孟锦云为毛主席读新闻，提到了河南水灾的情况：波及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

哪怕已经知晓子弟兵们已经奔赴救援，可听到数十人丧生，几千人背井离乡后，毛主席还是流了泪。

听到主席的抽泣声，孟锦云连忙停下了，看向主席：“主席，您怎么了？”

随后她便赶忙拿起桌边的消毒毛巾，为主席擦拭起了眼泪。

这时主席才从悲痛的情绪中缓了过来，说道：“没事儿，你接着读报，我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自从以后，孟锦云再也没给主席读过类似的新闻，她怕主席太难过，身体承受不住。

晚年常与泪水相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毛主席曾写出《沁园春 雪》这般气势磅礴的大作，可哪怕再是英雄也有自己情绪。

根据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里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毛主席在晚年时常常动情绪，甚至失声痛哭，可谓常与泪水相伴。

1972年12月，毛主席收到了一封福建省莆田县寄来的信，落款人是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

在信里，李庆霖讲了自己的生平，向主席倾述生活里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

这封信让毛主席大受触动，一边看一边流泪，主席之后甚至评价道：“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待到第二年4月，忧心百姓的主席写出了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回信简短，可毛主席心中的触动却不少，11月6日，毛主席便提出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决定。

在那一年的7月28日，主席还哭了一次。

那一天主席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五天，手术很成功，这本是值得开心的事情。

可为他做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却见着恢复视力的主席在读书时突然大哭了起来。

“当时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

发现主席异常后，唐大夫既紧张又害怕，于是连忙过去劝慰主席，怕主席再哭伤了眼睛，可嚎啕大哭的主席却怎么也止不住眼泪。

等了一会后，主席才慢慢平静了下来，并指出了自己痛哭的原因——手上那本南宋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陈亮是南宋时力主抗金的人物，曾多次上书南宋孝宗，想让皇帝肃清秦桧等奸佞，希望能够光复国土，可一腔热血只换来两次锒铛入狱。

陈亮虽然屡遭迫害，可志向不改。

为驳斥投降派，他孤身前往京口、建康等地考察地形，并结合实际向孝宗皇帝上书，提出一系列强大国力，光复故土的具体策略。

《念奴娇·登多景楼》便是在陈亮在这般背景下触景生情写下的。

毛主席熟读史书，深知兴亡百姓皆苦，仁人志士想做实事极为不易的道理，见着700多年前的千古绝唱，不由得与忧国忧民之志士共情，乃至于情绪失控，失声恸哭。

此时主席一生的旅途仅有一年多的光景，可他的老友却先走了一步。

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为主席诵读周总理逝世的讣告。

身处重病中的毛主席听着讣告的内容，眉头渐渐紧缩了起来，眼睛也慢慢闭了上去，没一会工作人员便见到主席的眼里溢出了两行泪水。

6天后，周总理追悼大会结束，工作人员为毛主席念中央送来的悼词，这时候毛主席再也无法忍受失去老友的悲痛，失声痛哭，主席难过的样子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异常揪心。

随后几天，毛主席还是会听有关周总理悼念活动的新闻，可每一次听都忍住不默默流泪。

当护士孟锦云不忍心继续诵读下去时，主席却让他别停，好似只要有人念叨着这些新闻，好友就并未离开他的身边。

周总理走后，之前常与眼泪作伴的主席一直都未恢复过来。

过往哪怕再难受也会说说笑笑的主席，好像一下子因为总理的去世被抽走了一切的快乐。

那段时间里，身边的工作人员再也没见过主席笑过，他只是沉默着，什么也不说。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此时的主席已经时日无多，很多时候都处在半昏迷状态，靠着靠鼻饲生活，可这般虚弱的主席在得知唐山消息后还是情不能自己。

他的医生王新德回忆时说：“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主席在清醒时喜欢怀念往事，常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也爱看这方面的电影。

有一次主席见到银幕上出现解放军被百姓欢送入城时，主席再一次控制不住情绪，先是阵阵抽泣，随后失声大哭，最后工作人员只好把他搀扶退场。

据毛泽东身边卫士周福明回忆，在《红灯记》放映到李玉和搀扶李奶奶走向刑场时，主席也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喃喃地讲：“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

毛主席在晚年流了很多泪，这些泪水为何而流，从他本人的话里便可找出答案。

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说主席曾告诉自己几句话：“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而在主席生命垂危之际，他曾喃喃着背诵庾信的《枯树赋》。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