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1949年之前或者说1978年之前，中国都可以被称为农业立国。西方地中海沿岸有如此兴盛的商业文明，又有如此发达的海上交通，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选择了农业立国？

　　从管仲与商鞅说起

　　什么样的历史问题决定了中国走向农业立国的道路？有两个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一个是春秋后期齐国的管仲，另一位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这两位历史人物生存的时间并不相同，相差一两百年、两三百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有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最终选择了农业立国，恐怕是这两位人物起了决定性作用。

　　首先看一下春秋时期齐国的丞相管仲，曾经辅佐齐桓公治理过齐国。齐国所在的国土相当于今天的山东，那个时候齐国非常的强大，不但强大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就是所谓春秋五霸。齐桓公之所以能够成为五霸之首，挟天子以令诸侯，与管仲的治理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管仲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有过什么样的举措？后人总结出来了，叫做“重农也不抑商”。

　　不久之后，中国进入了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商鞅并非是秦国的本土人，他出生于中原地区的魏国，进入秦国后提出 “重农抑商”。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政权与政权之间的较量，最重要的在于兵强，而兵强必须有粮食，粮食多才能人口多、人口多才能够军队多、军队多才能够使整个国家强。有了这样一个链锁关系之后，商鞅认为国家要想在战国时期的诸雄纷争中取胜就必须要发展农业，奖励耕战。

　　实际上战国时期的商业活动很热闹，原因就在于政权林立，物资隔绝，商业之间的交流要依托商人，但是商鞅和管仲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商鞅认为商人和农民在国家利益面前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一旦打起仗来，农民的土地是固定不动的，农民为了保全自己的土地一定要与整个国家生死与共，只有保全了国家才能保全土地。商人就不同了，他盈利之后获得很多金银细软，这些东西可以随身带着逃走。如此，商人在国家危机时，不可能与国家同生共死。出于这样的想法，商鞅认为在战国的这种背景下，秦人想要崛起必须鼓励农业。

　　秦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对于齐、秦之间完全不同的治国思想，有人就说了中国历史最后选择了秦国的政策，如果后来的治国者选择的不是秦人的政策而是齐人的政策，那么也许中国历史会与我们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如果中国人沿着管仲的思想叫“崇本而不抑末、重农而不抑商、五业并举”，我们也许也会有地中海沿岸的商业交易，也许也会有如同威尼斯商人那样一个城市之中繁盛的商业交易。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人口增长成为官员考核标准

　　汉武帝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关键时期。汉武帝被中国人称之为历史上的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中国历史上选择了农业立国就是这一关键性时期决定的。这个时候汉武帝做了什么？面对当时天下大局，朝廷之中各有各的议论，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著名人物——董仲舒，董仲舒所提出的观点在思想文化上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开始奠定了儒家这一套伦理思想、治国思想，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

　　在经济方略上，董仲舒的思想就是“崇本抑末”，这种“崇本抑末”认为，“本”为农业而“末”指的农业之外的工商业，除了提出这种思想之外，在政策上、法律上用具体的措施给予限制。在官员绩效考核方面，政府鼓励农耕，鼓励人口增长，鼓励兴造水利事业，上级政府就看重这些，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考察官员就是看治下人口是否增长、土地是否拓展、水利是否兴修，这都属于与今天政府对官员治下GDP增长考核相似的东西。

　　“盐、铁、酒”专营的威力

　　历史上，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商品。中国主要的盐矿就那么几个地带，山西南部地区的池盐，四川有井盐，宁夏境内有花马池的盐，后来游牧民族进入到那个地方之后就断掉了。除了这两个地方，就是东南沿海地区。其余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大规模的盐矿。汉武帝以来国家采取一种国家的官营垄断，有一点像今天的中石油、中石化。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国企待遇非常好，原因就在于这种国有资源垄断性企业，营造了与其他企业不同的利润。那个时候采取盐铁官营也是如此。

　　虽然小农社会自给自足，但是盐是不能在农业之中获得的，必须通过流通领域获得，流通就必然有利润。由于国家采取了专营，商人就少了一大块利益。除此之外就是铁，铁矿的开采以及铁的生产也不是在农业生产之中所具有的，必须是有铁矿的地区才能生产，生产过程复杂。后来酒也纳入专营。还有一种物资叫矾，在男耕女织的时代，土布是白色的，在染色的过程之中，必须加矾，加了矾之后颜色可以长久地洗而不掉，正因为如此，所以说矾也是生活中必须有的。

　　国家垄断了这几种重要的日用商品，采取专营，就抑制了商人在这些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利润。到明清时期著名的商帮晋商和徽商，他们的崛起仍然与盐有关。

　　明代初期开始在北边长城沿线与蒙古人不断作战，北方长城沿线的蛮荒地带十分荒凉，并不生产粮食，无法满足几十万大军的需求。沿长城一线的几十万军队吃粮的问题如何解决？当地无力供应，也没有人愿意把粮食运到这里来，于是朝廷就给了这样一个优惠政策，如果有人愿意将粮食运送到边防线上，按照运送的数量给予一个贩盐的通行证。有了这样一个通行证，他就可以拿着这个通行证到产盐的地方获取盐，然后运送到其他地区出售。其利润起码十倍，有时会更高。

　　山西商人、徽州商人就按照朝廷的这种指令做生意，历史上称之为“开中法”。将粮食运送到长城沿线，由于获得了第一桶金，就发展出了历史上著名的晋商和徽商。

　　在汉武帝时期，除了有盐铁等物资专营的政策外，还实行了均输法、平准法，在全国各个地方由国家调整物价，尽可能削弱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物价差异，然后保证或者说抑制商人在行商的过程中获得利润。由此保证以农为本这样一个基本国策。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再到汉武帝时期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发现从商鞅变法中形成的“速决速攻”，到汉武帝时期选择了“以农为本、崇本抑末”的国策，有一定的路径依赖。

　　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走上了农业立国之路，一走就是2000多年。农业立国的基调定下之后，我们看到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建设都是依托这种定居的农业，在农业的基础之上营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