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登之围：和亲政策的兴起 　　秦末天下陷入战乱，在外部事务方面，中原的战争和混乱带来了直接的后果，就是此时居于大漠南北的匈奴完成了国家的兴建，在英武之主冒顿领导之下，于大漠以南击败竞争的其他非中原族群，建立了强大的权力基础。匈奴本部各部落是游牧的人民，而其征服和臣属的北部和西部各民族有游牧民族，也有牧猎兼营，或牧猎渔农兼营的民族，史籍记载其统帅下的骑兵集团有兵力40万人。冒顿看到了中原纷争所带来的机会，因此，率领新统一的北方骑兵，向南进击，恢复了秦初蒙恬所占据的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地区，以及西北各地。这些地区距离刘汉政权核心地带的关中及长安仅数百里之遥，如此，刘汉新建立的中原王朝便与匈奴的锋镝直接面对，从而划定了新立的汉朝建国后第一个军事战略任务。 　　公元前200年冬，已定都关中的刘邦统帅32万大军向北方开进，希望效法秦始皇先内后外的国家军事战略，驱逐大漠以南的匈奴势力，重建屏蔽国家核心地区的战略屏障。刘邦军队的主力应是部分骑兵和步兵为主的混合编组，而匈奴部队则全部为乘马作战的骑兵集团。因此，刘邦采用的战略是以行动快速的骑兵部队为先锋，对敌人进行震撼性进攻，而以需要与庞大的补给序列共同前进的步兵为后队跟进。针对刘邦的战略，匈奴采取了后退设伏的战略。最后，当刘邦突破千里纵深，深入大同附近时，冒顿单于统领的数十万骑兵将汉军包围在白登山狭小地域。 　　作为身经百战的统帅，刘邦迅速利用山地地形建立了临时野战防御体系，野战筑垒体系，远射兵器的系统部署，骑兵的内线机动支援，再加陷入死地后将士的不懈奋斗，使得七天之中，匈奴不能攻克汉军核心阵地。但匈奴的包围圈也隔绝了汉军主力步兵的驰援。最后，在双方条件不完全公开的秘密谈判后，单于结束了战斗，刘邦及其残余军队撤回了。 　　战后，汉朝意识到匈奴军事力量的强大，两国也意识到战略的对峙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因此，汉朝对内实行了休养生息和培植国力的宽松政策，而为保障这一政策，则对匈采用了开创性的和亲政策，直到汉武帝开启战争的序幕。简言之，从白登之围到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大约70年时间，构成了汉匈战略对立的第一阶段，而此一阶段汉朝对匈奴最主要的核心政策就是和亲。 　　此外，有关白登之围，还有两件事非常值得注意。其一是，在秘密谈判中匈奴王后，即阏氏的作用。具体的历史细节未必可信，但此事中阏氏起了很大的决策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其二是，战后正式建议和亲政策，并被刘邦采纳的娄敬是本次作战高级参谋人员，战中他不仅对战情有准确的判断，曾劝阻刘邦进击平城，而且还深入匈奴防区进行过侦察，因此对匈奴政情和军情，以及匈奴通盘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情况有深刻的了解。这两件事是我们更周全解读汉初和亲政策的关键。 　　和番和亲：以外交、经济和政治政策代替军事的战略 　　和亲，又称和番，即出于外交和政治目的将中原王朝选定的特殊身份女子嫁予非中原族群的领袖，形成政治婚姻。传统关于汉及中国古代的和亲政策一般都简单地视为对外软弱、苟且或怯懦心理的产物，是一种屈辱的对外政策。其实这一情绪化的看法离复杂的历史环境相距甚远。 　　从中国的本土政治史资源看，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与中央政权或诸侯与诸侯的政治联姻是很普遍的，并不是什么罕见之事。在匈奴和草原骑马民族的内部政治生活和权力结构中，王后的权力非常突出，与王者是一种权力分享的关系。这一点已为现代草原民族史的研究所证实。换言之，当平城战后娄敬提出这一政策建议，他很明显是将中国传统的政治婚姻历史与他所亲自了解的匈奴权力结构进行了比较思考。匈奴社会组织是以种姓部落的等级序列而组织起来，王族虽享有王权独享的优势，但高等种姓的贵族却享有很关键的权力地位，其中，王后由于其娘家部落及实体的力量也居于高等的权力位置。所以，当对汉朝构建非军事的对匈政策和战略，和亲会被提出来作为核心措施就毫不奇怪了。 　　和亲时代的汉匈关系是“约为兄弟”，即平等的国家关系，在缺乏国际公法概念和实践的时代，由于和亲所带来的血缘纽带带来了一种亲族的伦理关系，这种可以用日常亲族伦理诠释和运作的关系提供了东亚早期的国际关系模型。这与《旧约》时代闪含民族的零和博弈构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也与欧洲罗马时代与蛮族的关系模式不同。这都提供了全球史独特的国际关系观念资源。特别是，就汉匈关系的历史情境而言，和亲还体现了汉人对匈奴国家政治的深刻认识：以掠夺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政策给汉朝转换政策，以赢得战略时间的机会。匈奴在平城之战的谈判条件，证明他们无意征服和统治中原民族，他们的终极政策目标是经济性的。 　　因此，和亲不仅是政治婚姻的缔结，还意味着伴随和亲，中原可以用经济物资的手段缓解匈奴的外部军事压力。从事实看，和亲也绝不仅仅是中原王朝出于军事劣势时的权宜之计，即使在汉匈战争后期，汉军取得巨大优势的时代，汉朝还是灵活地运用和亲政策，缔结对匈奴的军事与政治同盟，比如汉武时代对乌孙的和亲政策。那时的和亲公主与汉朝在西域的军政力量紧密配合，使汉朝可以在距离政治中心万里的异域发挥决定性影响，并以最少的资源投入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由于和亲意味着特别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因此，这一政策也成了中原王朝分化和操控匈奴及北方草原民族内部政治的适宜工具。远嫁的公主们除了人们熟知的泪水，她们还在遥远的大草原上传播生活方式和文化，生儿育女，参与复杂的当地政治，这些影响深远的活动不仅需要悲啼的泪水，更需要坚韧的意志、开拓万里的热忱和甘冒锋镝的大勇，而这些无疑都有一个基本的基调，那就是推进她们母国中原的国家利益。这是中国古代大历史纪事中汉家女儿的独特贡献。 　　大漠青冢：和亲公主们的万古事业 　　在传统儒家的和亲叙事中，由于缺少国家政治的维度，而又富于人本主义的情怀，因此和亲公主的生活往往被概括为悲惨的催泪故事。刘邦在采纳和亲政策的时候，娄敬的建议是把当时的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由于吕后的反对，才改为以宗室女代嫁，这也成为后来的经常性做法。的确，大多数被选为和亲嫁女的宗室女都对即将踏上的旅程充满恐慌心理，因为那时大漠南北的异族生活方式及社会情况与中原相差太大，这种无名的哀怨其实是人性对未知生活的自然恐惧。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待嫁公主都对异域抱恐慌的心态。中原族群与北方异族的杂居和互动自春秋以来即源远流长，而汉初与匈奴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遥远地平线的全民狂热实际上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意识。这种类似1500年后地理大发现在欧洲社会激发的热情是全社会的，在男人是立功异域，万里觅封侯的普遍热情，而在统治阶级的女性中，也同样可以见到这种热忱。历史记载中，刘解忧与王昭君这样的自愿远嫁者不乏其人。她们感知到中原国家正在急遽成长的活力，内心有对更辽远的远方开拓事业和不同生活的梦想。 　　和亲公主不仅是传统文学中尽日悲啼的大漠怨妇，她们还是中原王朝和人民在骑马民族中的使节和代表机构。她们运用中原的经济物资赏赐构筑在本地的权力基础。此外，她们及其身边人还构成中原王朝监视大漠，了解和掌握草原国家情况的网络，包括刺探敌国情报，在特殊时期，她们甚至联合中原军事力量，采取直接行动，干预和改变当地政治权力结构。 　　远嫁的汉家女儿与异族的血缘结合，生下了新一代子女，当这些秉承两种血液的子女成长，构建未来中国的新种族基础则逐步成形。受她们教养长大的一代人已经逐步汲取中原文明的乳汁。与和亲制度相伴的，是北方异族的王子和贵族被他们的中原母亲送到长安或中原都会接受新的教育，在这些过程中，本来血腥斗争的族群开始更深入地了解对方，变得更为相像，并逐步发展出超越先秦华夷之别的新民族认同。当其豆蔻年华，她们为国家的命令远嫁万里，而当其在天幕大漠上度过一生最美的时光，除了极少数幸运地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大部分都埋骨草原，遗留下处处青冢，从而留下值得中国人永久纪念的万古事业标记。她们书写了古代中国与北方民族关系的独特一章，不仅是武力的征服和开拓，更有文化与血缘的融合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