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索马里从中国购买了26架歼6战机，总价值3310万美元。这笔交易在当时看似是一次普通的军售合作，然而，交付完成后，索马里却迟迟未能支付全款，仅支付了1600多万美元的定金，剩余的尾款成为一笔悬而未决的债务。

中国为此先后进行了七次追债，但均未收到索马里的还款，最终这笔债务不了了之。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也给中国在国际军售市场上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

索马里位于非洲之角，地理位置敏感，历史上曾多次卷入地区冲突。1977年至1978年，索马里与邻国埃塞俄比亚爆发了欧加登战争。这场战争对索马里的军事力量造成了严重消耗，大量装备在战斗中损失殆尽。

当时的索马里由西亚德·巴雷领导的军政府执政，急需补充空军力量以维持军事威慑力。然而，索马里与长期的军援提供国苏联关系破裂，苏联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导致索马里无法继续从苏联获得武器支持。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因索马里在冷战中的立场以及其国内政策问题，也不愿向其出售先进武器。

在这种背景下，索马里将目光转向了中国。中国生产的歼6战机是仿制苏联米格-19的战斗机，虽然性能不算顶尖，但价格相对低廉，操作和维护成本也较低，对于经济实力有限的索马里来说，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此外，中国当时愿意以较为灵活的条件开展军售，这让索马里看到了机会。

1979年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外汇收入。军售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口手段，不仅能带来经济收益，还能帮助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树立形象。

歼6战机在当时已经不是中国空军的主力装备，但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实用价值。通过出售这类装备，中国既能清理库存，又能换取外汇，同时在非洲国家中建立一定的政治和军事联系。

此外，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希望通过军售来拉拢一些与苏联关系不佳的国家。索马里因欧加登战争与苏联翻脸，正好符合这一战略需求。因此，中国对这笔交易持开放态度。

1979年，索马里与中国正式签订了购买26架歼6战机的协议。合同总金额为3310万美元，约定索马里先支付1600多万美元的定金，剩余尾款在战机交付后支付。1980年，中国按时完成了战机的生产和交付，将26架歼6运往索马里。

这些战机包括基本的武器系统和配件，足以满足索马里空军的日常训练和作战需求。然而，交付完成后，索马里并未按约定支付尾款，声称经济困难，无法履行合同。

索马里是一个典型的贫穷国家，经济主要依赖畜牧业和农业，工业基础几乎为零。欧加登战争耗费了大量国力，政府的财政早已捉襟见肘。购买歼6战机的资金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通过借贷或临时调拨而来，支付定金后，索马里便无力拿出剩余的1700多万美元。

索马里当时由军政府统治，政治局势并不稳定。西亚德·巴雷上台后，通过高压手段维持政权，但国内反对派势力逐渐抬头，部落冲突也日益加剧。政府的资源更多被用于镇压内部异己和维持军队运转，偿还外债的优先级被大幅降低。此外，军政府可能认为，购买战机是为了应对紧急军事需求，一旦需求满足，债务问题可以拖延处理。

有分析指出，索马里购买歼6战机并非完全出于军事需要，而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在冷战格局下，索马里希望通过与中国合作，向苏联和西方国家展示其外交灵活性，以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战机到手后，索马里可能认为中国不会因这笔债务采取过于强硬的措施，因此选择拖欠尾款，以此减轻经济压力。

中国在发现索马里未按时支付尾款后，启动了多次追债行动。这些努力从198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历时六年多。

1981年，中国向索马里发出正式的催款通知，要求其尽快支付剩余的1700多万美元。索马里回应称，国内经济困难，短期内无法筹措资金，但承诺会尽快解决。

1982年，中国再次发出催款通知，并派代表团前往索马里进行谈判。索马里表示愿意支付尾款，但提出希望分期付款。中国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了这一方案，并制定了具体的还款计划。

到了1983年，索马里未按分期计划支付任何款项。中国再次发出催款通知，并警告如果继续拖延，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索马里承诺会尽快支付，但未给出明确时间表。

1984年，索马里仍未有实质性还款动作。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尾款，否则可能采取断交等外交措施。索马里再次以经济困难为由，请求延期。

1985年，索马里支付了一小部分款项，但金额远远不足以清偿债务。中国继续催款，并表示将通过国际法律途径解决。索马里承诺会继续筹款。

1986年，中国正式向索马里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索马里表示愿意支付，但仍以时间不足为由拖延。

1987年，中国最后一次发出催款通知，并警告将采取更严厉的外交措施。索马里依然以经济问题为理由，未能支付尾款。

索马里在整个追债过程中态度敷衍，始终以经济困难为借口，拒绝支付全额尾款。军政府可能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太可能为了这笔钱采取极端措施，比如军事行动或大规模制裁，因此选择了拖延战术。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外汇储备有限，这笔1700多万美元的债务并非小数目。然而，当时的中国更注重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不愿因债务问题与索马里彻底翻脸。此外，中国希望通过军售在非洲保持一定影响力，如果对索马里过于强硬，可能影响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合作前景。

冷战时期，国际军售市场竞争激烈，中国需要与苏联、美国等大国保持友好关系。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提到，索马里购买中国歼6战机的事件确实发生过，且债务问题至今未完全解决。根据公开信息，索马里在1979年以331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26架歼6战机，但仅支付了约1600万美元的定金，剩余款项因经济困难未能支付。

中国在1981年至1987年间多次追讨债务，但均未果，最终不了了之。这与索马里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冷战格局下，索马里试图通过购买中国武器平衡与苏联及西方的关系，但战机交付后，其支付能力已严重不足。

中国的追债努力包括外交交涉和法律威胁，但受限于国际环境和外交策略，未采取更强硬措施。这笔债务成为中国早期军售中的一个教训，促使其后续在军售政策上更加谨慎。

这起债务纠纷直接导致中索关系恶化。1988年，中国与索马里正式断交，双边关系降至冰点。虽然后来两国关系有所恢复，但这起事件留下的阴影长期存在。

索马里拖欠债务的案例让中国认识到军售的风险。此后，中国在对外军售中更加注重付款保障，比如要求全款支付或提供担保，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这也促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加审慎地选择合作伙伴。

这起事件在国际军售圈子里传开后，一些国家开始质疑中国武器的质量和交易可靠性。虽然歼6战机本身性能符合预期，但债务问题损害了中国作为军售国的信誉，短期内影响了其市场竞争力。

索马里经济基础薄弱，战争耗尽国力，购买战机的决定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冒险性。而中国作为卖方，虽然在交易中吃了亏，却也从中吸取了教训，逐步完善了军售体系。

这笔债务至今未清，索马里自1991年内战后陷入长期动乱，国家治理能力几乎崩溃，更不用说偿还几十年前的旧账。对中国来说，这1700多万美元虽然不算巨款，但在当时外汇紧缺的背景下，仍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件事提醒人们，国际交易中，经济实力和政治稳定是履约的关键。

从更广的视角看，这起事件也折射出军售的本质——它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地缘政治的博弈。索马里试图通过军购调整外交立场，中国则希望借此拓展影响，两国各有所图，但最终因现实条件的限制，留下一笔不了了之的旧账。这或许是历史的遗憾，但也是一种必然。

如今，索马里仍未完全恢复稳定，而中国已成为全球军售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起事件虽已过去四十多年，却依然值得回顾。它告诉我们，国际合作中，信任与实力缺一不可，否则再多的协议也可能成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