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住丈夫骨血给军阀做妾，多年后祭拜丈夫：我把儿子给你带来了

1988年的一个寒冷清晨，青海西宁市一座新落成的汉白玉雕像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在儿子的搀扶下缓缓跪下。她颤抖着手抚摸着雕像的底座，泪水顺着布满皱纰的脸颊滑落。＂我把儿子给你带来了＂，她哽咽着说道。这位老妇人名叫陈淑娥，曾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的妻子，但在西路军失败后，为了保住腹中的骨肉，她被迫成为了马家军军官马元海的小妾。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红军军长的妻子，为何会沦为敌军军官的小妾？她又是如何在乱世中保住丈夫的血脉，并在数十年后带着儿子重回故地？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令人唏嘘的故事？

一、孙玉清的革命生涯与婚姻

1909年春，湖北省黄安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迎来了一个男婴，这就是日后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大多没有机会读书，但孙家夫妻却想方设法要让儿子读书识字。他们不仅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几亩薄田，还四处向亲朋好友借钱，终于凑够了私塾的学费。

十二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夺走了孙玉清的双亲。辍学后的孙玉清不得不到县城谋生，在一家粮行当了学徒。正是在粮行工作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地主与商人对农民的盘剥，也看到了无数像他一样的穷苦人家在生活重压下苦苦挣扎。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号角吹响，一支工农革命军来到了黄安县。这支队伍宣传土地革命，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年仅18岁的孙玉清被这支队伍的理念深深吸引。很快，他就抛下了粮行的工作，毅然加入了这支革命队伍。

从一名普通战士做起，孙玉清凭借着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性格，很快就在部队中崭露头角。在多次与敌军的遭遇战中，他总能临危不乱，带领部队突出重围。1929年，他正式加入了红四方面军，一年后就被提拔为营长。

1934年，孙玉清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军长，这一年他才25岁。作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长之一，他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在一次次的战斗中，他带领部队以少胜多，创造了多个以一当十的战例。特别是在1935年川北地区的战役中，他指挥部队在敌军重重包围下，成功突围，最终使数千将士转危为安。

1936年春天，红军前进剧团来到孙玉清的部队慰问演出。在观看演出时，他注意到了一位年仅19岁的女演员陈淑娥。这位来自四川的姑娘不仅能歌善舞，还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从小就在戏班子长大的陈淑娥，15岁就加入了红军文工团，跟随部队南征北战。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者的婚恋往往显得格外匆忙。经过短暂的接触，孙玉清与陈淑娥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两个月后，他们在部队的见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对革命伴侣携手并肩，共同为理想而奋斗。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

二、西路军的悲壮征程

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次会师本应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但随之而来的命令却让许多将士始料未及。红四方面军奉命组建西路军，计划打通一条从大西北通往苏联的战略通道。

当时的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5个军组成，总兵力约2.1万余人。其中包括了孙玉清所在的第九军，以及董振堂率领的第五军。这支队伍携带着大量重武器，还有数百名女战士和伤病员，踏上了穿越河西走廊的征程。

11月下旬，西路军开始向河西走廊进发。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情况比预想中要复杂得多。河西走廊地形特殊，一边是绵延的祁连山脉，一边是广袤的戈壁荒漠。这种地形不仅限制了部队的机动能力，还给补给带来了巨大困难。

更糟糕的是，马家军早已在河西走廊布下了天罗地网。马步芳的部队不仅装备精良，还有着充足的给养和对地形的熟悉优势。他们采取分散包围的战术，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不断地骚扰和切断西路军的补给线。

1937年初，形势开始急转直下。在祁连山区的一场遭遇战中，第五军司令董振堂壮烈牺牲。28岁的孙玉清临危受命，接任新的司令职务。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已经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

严寒的天气，干涸的河道，以及不断消耗的弹药，都在考验着这支革命队伍的意志。更为致命的是，他们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任何支援。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不得不分散突围。

2月中旬，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孙玉清的部队遭到马家军的重重包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许多战士仍然奋勇作战，但最终寡不敌众。孙玉清与数百名战士被俘虏。

马步芳得知俘虏了这位年轻的红军司令后，起初采取怀柔政策。他派人送来丰盛的饭菜，还许诺重金利诱。但面对这些诱惑，孙玉清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气节。即便在得知自己怀有身孕的妻子陈淑娥也被俘的情况下，他依然拒绝了马家军的收编。

就在这个时候，马家军在其他地区也陆续俘虏了一批西路军战士。其中就包括已经怀孕六个月的陈淑娥。马步芳认为可以用陈淑娥来威胁孙玉清投降，但这位坚定的革命者依然没有动摇。最终，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孙玉清被押赴刑场。在临刑前，他始终保持着一名军人的尊严。

三、陈淑娥的艰难抉择

孙玉清牺牲后的第三天，马家军军官马元海找到了被囚禁的陈淑娥。这位马家军的中层军官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陈淑娥愿意做他的小妾，就可以保住她和腹中胎儿的性命。对于已怀孕六个月的陈淑娥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残酷的选择。

当时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们遭遇了不同的命运。一些人被迫嫁给了马家军的军官，另一些则被贩卖到甘肃各地。陈淑娥作为红军军长的遗孀，本可以选择与丈夫一样慷慨就义，但腹中的胎儿让她不得不做出妥协。

1937年3月，陈淑娥成为了马元海的小妾。马元海虽然只是一个中层军官，但在马家军中颇有些影响力。他将陈淑娥安置在西宁城内的一处宅院中，这里也成为了很多被俘女战士的临时庇护所。

借着马元海小妾的身份，陈淑娥暗中帮助了不少昔日的战友。她设法打探到被俘战士的下落，通过各种途径给予接济。有时甚至冒着巨大风险，帮助一些战友逃离马家军的控制。她将这些信息都默默记录在一个布包里，用特殊的暗号写下每个战友的名字和去向。

1937年夏天，陈淑娥产下一个男婴。为了掩护身份，她给孩子取名刘龙，对外宣称是马元海的儿子。实际上，这个名字暗指孙玉清的籍贯＂黄龙＂。在马家军的势力范围内，陈淑娥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个秘密。

马元海虽然对这个孩子疑心重重，但碍于当时马家军正需要笼络人心，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淑娥则借机在西宁城内建立起一个隐秘的互助网络。她通过给其他马家军军官的小妾送些针线活计的机会，打听被俘战士的消息。

这期间，陈淑娥遇到了一位名叫张嫂的老妇人。张嫂是当地一个医馆掌柜的母亲，暗中同情和帮助那些被俘的女战士。在张嫂的帮助下，陈淑娥设法将一些重要的情报传递给了流落在外的西路军战士。

1938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淑娥得知马家军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目标是躲藏在祁连山区的西路军残部。她冒着极大风险，通过张嫂的关系网，将这个消息传了出去，使得多名战友得以及时转移。

这次事件之后，马元海对陈淑娥的监视更加严密。但她仍然坚持记录着那些被俘战士的下落。她将这些信息缝在衣服的夹层里，用特殊的方式标注每个人的情况。这些记录后来成为寻找失散战友的重要线索。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陈淑娥用一个母亲的坚韧，在刀尖上行走。她既要保护腹中丈夫的骨肉，又要想方设法帮助昔日的战友。这种双重身份的煎熬，一直持续到1949年马家军覆灭。

四、解放后的真相大白

1949年8月，青海解放。马家军覆灭后，陈淑娥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当地的解放军部队，向他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西路军失散战士的重要信息。她从衣物夹层中取出那些保存多年的记录，交给了政府相关部门。这些珍贵的资料为后来寻找和安置西路军失散人员提供了重要线索。

当年9月，陈淑娥带着12岁的儿子刘龙，正式向组织汇报了孩子的真实身份。她拿出了一块珍藏多年的红军布标，这是当年孙玉清留给她的唯一遗物。通过组织调查和DNA鉴定，最终确认刘龙就是已故红军军长孙玉清的亲生骨肉。

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当地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通过走访幸存的西路军老战士和当地群众，陈淑娥在马家军统治期间暗中帮助战友的事迹逐渐浮出水面。据不完全统计，她先后帮助过二十多名被俘女战士脱离险境，其中包括多位重要军事人员的家属。

1950年春，在青海省民政部门的帮助下，陈淑娥开始着手整理西路军失散人员的资料。她走访了大量的幸存者，记录下他们的经历。这些口述史料后来成为研究西路军历史的重要文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找到了当年帮助过她的张嫂，通过张嫂的关系网，又联系上了十多位失散的战友。

1951年，组织上正式为刘龙恢复了父亲的姓氏，改名为孙宁。这个名字寓意着在西宁这片土地上延续的革命血脉。同年，陈淑娥被任命为青海省妇联副主任，专门负责接待和安置西路军老战士及其家属。

在随后的几年里，陈淑娥走遍了青海各地，寻访西路军的足迹。她在河西走廊找到了多处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协助有关部门确认了多个烈士安葬地。特别是在永登县境内，她找到了一处埋葬着数百名西路军将士的乱葬岗，这个发现为后来建立烈士陵园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5年，青海省决定在西宁市建立西路军纪念馆。陈淑娥积极参与了筹建工作，她捐献了自己保存的所有历史资料，包括那件藏有记录的衣服和红军布标。这些实物后来都成为了纪念馆的重要展品。

让人感慨的是，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陈淑娥发现了一份1937年马家军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当年马元海之所以愿意收留她，实际上是奉了马步芳的密令。马家军高层怀疑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埋藏了大量武器，想通过控制军长遗孀来获取情报。然而，他们最终没有从陈淑娥那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军事信息。

这段历史的真相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人开始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特别是那些在乱世中不得不做出艰难抉择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成为了革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五、后人对西路军的纪念与传承

1956年春，在陈淑娥的倡议下，青海省开展了大规模的西路军史料征集活动。这次活动中，来自各地的老战士带来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实物。其中包括一面破损的军旗，这是第九军某团在突围时藏在祁连山区的山洞里，由当地牧民保存了近二十年。

1957年，孙宁从军校毕业后主动申请回到青海工作。他接过母亲的事业，继续收集和整理西路军的历史资料。在一次田野调查中，他在张掖地区发现了一位老红军留下的日记本。日记详细记录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战斗经过，特别是关于董振堂司令员牺牲前最后一战的细节。

1960年代初，青海省决定在各个西路军重要战斗遗址建立纪念碑。第一座纪念碑选址在永登县境内的一处山谷，这里是当年西路军和马家军进行激战的地方。施工时，工人们在地下发现了大量的弹壳和武器残骸，这些实物后来都被收入西路军纪念馆。

1965年，陈淑娥和几位西路军老战士一起编写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口述史资料。书中收录了数十位亲历者的回忆，其中包括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有位老战士讲述了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战士们是如何用马血解渴、用皮带充饥的经历。

1975年，西路军纪念馆增设了新的展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互动墙，上面刻着2100多名确认牺牲的西路军将士的名字。在名字旁边，还标注了他们的职务和牺牲的具体地点。这份名单的确认工作持续了近二十年，是陈淑娥和众多老战士共同努力的成果。

1985年，已经退休的陈淑娥参与了一部关于西路军的纪录片拍摄。她带领摄制组重走了西路军的征程路线，实地还原了多个重要战斗场景。在祁连山脚下，他们找到了一位已过百岁的老人，这位老人当年曾经收留过一群受伤的红军战士。

1990年代，孙宁牵头组织了＂西路军口述历史＂项目。他们采访了最后一批健在的西路军老战士，用录像机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口述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之前未知的历史细节被揭示出来。比如，有位老战士提供了一份手绘地图，标注了当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埋藏武器的具体位置。

2000年后，西路军的历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随着档案的解密和新技术的应用，一些历史谜团逐渐揭开。通过卫星定位技术，研究人员确认了多处战斗遗址的具体位置。在其中一处遗址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装有公文包的皮箱，里面保存着部分西路军的作战文件。

2010年，青海省政府启动了＂西路军数字档案库＂建设项目。这个数据库收录了所有与西路军有关的文字资料、影像资料和实物图片。其中包括了陈淑娥保存的那些记录，以及后来收集到的各类史料。这个数字档案库的建成，为后人研究西路军历史提供了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