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闽西山区，一盏油灯在军帐中摇曳。毛泽东独自伏案，正在写一封信。这是1929年春天，一场关于＂肥猪＂的风波刚刚平息，但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刘安恭借机掀起了一场要撤销前委、取消毛泽东职务的政治斗争。面对这场危机，毛泽东显得异常冷静。他放下笔，望着帐外星光闪烁的夜空，嘴角露出一丝若有所思的微笑。＂我有一个班可以抵抗＂，这句看似平淡的话语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意？这场关乎红军未来走向的重大斗争，又将如何演绎？
一、从井冈山到闽西
1929年1月，井冈山的寒风凛冽。红四军主力部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敌军的重重包围，使得井冈山根据地的形势日益严峻。14日晚，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红四军悄然开始向赣南转移。
这是一次极其艰难的转移。队伍中的许多战士只穿着单薄的军装，脚上的草鞋早已破烂不堪。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红军多在夜间行军。陈毅带领的后卫部队，每天都要与追击的敌军展开激烈的遭遇战。
1月下旬，部队到达丰城县境内时，遭遇了敌军的突然袭击。当时正值黄昏，红军战士们刚在一个小村落稍作休整。敌军的机枪声突然响起，子弹如雨点般扫来。负责警戒的战士立即拉响了警报。
战斗异常惨烈。红四军的一个连队为掩护主力撤退，在一个山头上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连长王德春身负重伤，仍指挥战士们坚守阵地。最终，这个连队的30多名战士，除了5人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经过半个月的转战，红四军终于突破了敌军的包围圈，到达了瑞金地区。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不少农民自发为红军送来粮食和布匹。2月初，红四军在瑞金城外集结，准备对这座县城发起进攻。
瑞金之战是一场关键性的战役。红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一部分部队在城东佯攻，吸引敌人注意力。主力则从西面突然发起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最终，城内守军弹尽粮绝，红军攻占瑞金。
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更重要的是，红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其中包括两门山炮、十余挺机枪和数千发子弹。这些装备对于红军来说弥足珍贵。
占领瑞金后，红四军开始向闽西推进。在向闽西进军的途中，红军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所到之处，都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3月中旬，部队进入长汀境内，在这里取得了又一次重要胜利。
红四军从井冈山到闽西的这段历程，不仅是一次军事转移，更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变。部队在转移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当地情况的军事战术和群众工作方法。这些经验，为后来闽西苏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肥猪＂事件的爆发
1929年3月下旬，闽西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生了一件看似普通却影响深远的事件。红四军某连队在执行任务时，在一户地主家中发现了四头肥猪。按照当时红军的纪律规定，缴获的物资应该统一上交，由后勤部门统一分配。但是这个连队的几名战士，在未经请示的情况下，私自处置了这些肥猪。
事情很快传到了前委。这看似简单的纪律问题，却暴露出部队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当时红四军刚刚进入闽西地区，正处于建立新根据地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如何约束部队纪律，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会上，他严厉批评了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这不仅仅是几头猪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红军的性质问题。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绝不能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
在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三点：第一，红军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擅自处置缴获物资；第二，对待群众的财产，即便是地主的财产，也要按照政策办事；第三，必须建立健全的物资管理制度。
这次会议之后，前委立即下发了一份关于加强部队纪律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指挥员要加强对战士的教育，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深入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
然而，这件事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关于红军商业政策的辩论。一些干部认为，既然是在地主家发现的肥猪，完全可以当作没收的敌对分子财产处理。另一些干部则坚持认为，即便是没收的财产，也应该按照既定程序处理，不能随意处置。
在这场辩论中，刘安恭公开对毛泽东的处理方式提出质疑。他认为毛泽东把一个简单的军纪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这种分歧很快超出了单纯的军纪范畴，演变成了关于红军建设方向的争论。
前委最终决定，对参与私自处置肥猪的战士进行批评教育，同时要求他们写出检查。但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促使红四军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物资管理制度。规定了从缴获、保管到分配的具体程序，明确了各级部门的职责。
这个新的制度很快在部队中推行开来。每个连队都建立了专门的后勤管理小组，负责物资的登记和保管。缴获的物资必须及时上报，由上级统一调配。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部队的后勤管理工作。
＂肥猪＂事件虽然平息了，但它所引发的争论并未结束。这场争论实际上反映了红军内部对军队建设道路的不同认识，为后来更大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三、两种军事路线的对立
随着＂肥猪＂事件的发酵，一场更为深层的军事路线之争在红四军内部逐渐显现。1929年4月初，刘安恭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正规化＂的主张。他认为红军要向苏联红军学习，建立严格的军事等级制度，强化军事训练，采用德国式的军事教育方法。
在刘安恭看来，红四军目前的游击战术过于分散，缺乏正规军的特点。他在会上展示了一份详细的整编方案，主张将部队按照传统军队模式重新组织，强调军事专业化。这个方案得到了一些军官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曾在黄埔军校受过训练的干部。
然而，毛泽东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在一份给前委的报告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群众路线思想。报告中指出，红军不同于一般军队，必须始终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他特别强调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性，认为政治工作应该贯穿于军事工作的始终。
这场争论很快延伸到了对军队领导权的讨论。4月中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双方的分歧进一步激化。刘安恭主张军事指挥应该相对独立，军事主官在战术行动上应有更大的决定权。这实际上触及了＂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根本问题。
当时，前委与军委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成为争论焦点。军委要求扩大自身在军事决策中的话语权，而前委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种争论不仅体现在会议讨论中，也反映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论还涉及到对外国军事理论的借鉴问题。刘安恭等人推崇德国的军事组织体系，认为其严密的指挥体系和精确的军事训练值得学习。他们甚至邀请了一位曾在德国学习过的军事顾问来到部队，试图引入德国式的训练方法。
与此同时，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也成为双方争论的重点。一些干部主张全盘照搬苏联模式，但毛泽东则认为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在一次军事座谈会上，他举例说明了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中国农村地区难以实行的具体原因。
到4月下旬，这场争论已经影响到了基层连队的日常工作。有的连队开始强化正规化训练，减少政治学习时间；有的连队则继续保持原有的工作方式，坚持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这种分歧导致部队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做法，影响了军队的统一性。
前委和军委之间的权力博弈也日益激烈。军委多次提出要调整部队编制，改变指挥体系，但都遭到前委的反对。这种争论不仅存在于会议室内，也反映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有时，同一个战役会出现两种不同的作战方案，造成指挥上的混乱。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局势，朱德曾多次召集双方代表进行协调。但是，由于涉及到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问题，这种调解收效甚微。争论仍在继续，并且有向更深层次发展的趋势。
四、政治斗争的升级
1929年5月初，闽西的政治局势骤然紧张。刘安恭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撤销前委的动议。这个动议得到了部分军官的支持，他们认为前委过分干预军事指挥，影响了作战效率。
当天的会议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刘安恭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前委干预军事指挥太多，导致指挥系统混乱；第二，前委的一些政策不符合当地实际；第三，前委在处理＂肥猪＂事件时过于政治化。会议期间，支持刘安恭的人还列举了多个具体案例，试图证明前委的工作存在严重问题。
就在这次会议后的第二天，一份名为《关于军队建设的意见书》在部队内部开始传播。这份文件署名＂红四军军官群＂，实际上是刘安恭及其支持者起草的。文件详细列举了前委的＂十大失误＂，其中包括对军事指挥的过度干预、战略部署的失误、干部任用的不当等问题。
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他召集了一次基层连队政治指导员会议。在会上，他详细解释了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性。这次会议持续了两天，与会的政治指导员们纷纷表态支持前委的领导。
5月中旬，事态进一步发展。刘安恭的支持者开始在部队中散布各种传言，质疑毛泽东的领导能力。一些基层官兵开始出现动摇，军心不稳的迹象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出面做了调解。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明确表态，支持保留前委的建制。
然而，刘安恭并未就此停止。他开始联系上级机关，试图寻求支持。在一封给上级的报告中，他详细描述了红四军存在的问题，建议对前委进行改组。这封报告虽然没有得到上级的正面回应，但在军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事态的转折点出现在5月下旬。一次重要的战役行动中，由于军委和前委的指挥不协调，导致部队遭受了一定损失。这次失利给了刘安恭新的攻击理由。他立即召集支持者，起草了一份《关于改组前委的提案》，准备在下次会议上提出。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前委收到了上级的一份指示。这份指示明确要求，在当前形势下，必须维护军队的统一性，任何分裂行为都将受到严惩。这给了毛泽东很大的支持。他随即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会议期间，几个重要的连队政治指导员公开表态支持前委。他们说：＂我们的班可以抵抗＂，表明基层力量坚决支持党的领导。这种表态对军心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5月底，政治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刘安恭的支持者开始分化，一些原本动摇的干部重新站到了前委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刘安恭不得不暂时收敛，但并未完全放弃他的主张。双方的对立仍在继续，只是形式有所改变。
五、古田会议的召开
1929年12月初，在连日阴雨之后，福建上杭县古田村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此时正在进行一场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为即将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做准备。
会议选址在古田村的廖氏宗祠。这座建于清代的宗祠虽然已经有些破旧，但经过群众简单修缮后，仍能满足会议需要。村民们将大厅打扫得一尘不染，并用稻草编制了简易的座椅。
12月28日，来自红四军各个连队的代表陆续抵达古田。为了确保会议安全，部队在村外设立了警戒线，派出了多个巡逻小组。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主要干部开了一个预备会，确定了会议议程。
次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幕。与会代表共有12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基层连队的代表。会场布置简单，只在主席台上挂了一面红旗。开幕式上，朱德首先发表讲话，回顾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历程。
会议一开始就进入了紧张的议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报告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详细分析了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前期军内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如军阀主义、个人主义、游击主义等，进行了深入剖析。
在讨论阶段，会议出现了激烈的辩论。一些代表提出，要在保持党的领导的同时，赋予军事指挥员更大的自主权。对此，毛泽东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不能动摇的根本原则。
12月30日，会议进入关键环节。与会代表开始讨论《古田会议决议》草案。这份文件不仅总结了前期的经验教训，还对红军的建设方向作出了明确规定。决议特别强调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确立了政治工作制度。
在表决环节，尽管仍有少数代表持保留意见，但绝大多数代表都支持这份决议。投票结果显示，赞成票超过了90%。这个结果表明，经过前期的争论和斗争，部队内部对建军方向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
会议期间，各连队代表还就具体工作进行了交流。他们分享了在基层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讨论了如何处理部队与群众的关系等实际问题。这些讨论为以后的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12月31日，会议进入最后阶段。各项议程相继完成后，朱德作了总结讲话。他宣布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并要求全军立即开展学习贯彻。当天下午，与会代表开始陆续离开古田，返回各自的部队。
会后，前委立即着手组织决议的学习和贯彻工作。各连队普遍成立了学习小组，采用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每个官兵都能深入理解会议精神。一些连队还结合实际工作，制定了具体的整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