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孙庆华，编辑：拾点

如今离开军营已有40多年了，每次看到家里的这个老物件——一台上海产的海鸥牌4B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军营往事便一幕幕的浮现在我脑海中。

尽管在科技发达的现在，这个老牌的照相机早已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但依旧被我如同宝贝一样珍藏着，不仅是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更是因为它记录下了我人生中很多美好、难忘的记忆！

我出生于河北灵寿县的一个小村庄，六七十年代，父亲是村里（那时还叫大队）生产队长，母亲有着出色的纺织手艺，又很勤奋，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生活还算过得去。

家里三兄妹，我排行老二，父母自小对教育很重视，只要能读，就不遗余力地供我们上学，故而，我和哥哥相继读完了中学。

65年那年，哥哥怀揣着对军营的向往去参了军，事实上，这也对我之后选择参军有着很大的影响。

说起参军，还有有一段颇为曲折的经历，在那个年代，村里有文化的人屈指可数，当时我中学毕业后，赶上一份好工作，横山岭水库需要人，我就被推荐到了那里工作，由于表现不错，不久后就被选拔到横山岭水库水文站工作。

这在农村来说算得上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了，因为当时水文站的水文员算是半工半农的性质，没记错的话，那时一个月不仅能领到20元的工资，而且村里还会给记一定的工分，到了年底还能参加合作社的分红。

无疑，这样一份工作对于一个农民来说，算是很不错的了，可我依稀还记得哥哥参军时，村里欢送的队伍，参军的光荣深深印在我的心里，而我也是一个不甘现状的人，一心想着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去闯荡一番。

为此，在69年年底征兵工作开始了，我便决心报名应征入伍。

当时水文站的站长（姓杨）得知我要放弃水文站的工作去参军，还非常不愿意让我走，因为那会水文站除了站长和一名正式水文技术员外，还有我们3个半工半农的水文员，而在这3个人中，我的工作算是做的最好的。

在水文站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杨站长对我很是赏识，期间总是把一些较难的工作任务交给我来完成，甚至到河北省水文总站开会，也会叫上我，让我给他准备水文资料和汇报材料，把我当成他的有力助手。

所以，他不愿让我报名参军，多番劝阻，并几次向我承诺，如果我不去参军，以后会把我转为水文站的正式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父亲也不同意我去参军，因为大哥已经离开家到了部队，而且我在家还有一份这么好的工作。

但我却吃了秤砣铁了心，坚持要去参军，当时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不去参军，人生会留下遗憾。

为此，我婉拒了杨站长的好意，并一再向父亲表决心，最后在母亲的支持下，做通了父亲的工作，这才报上了名。所幸，政审、体检都很顺利，就这样，在1969年的12月，我如愿应征入伍。

怀揣着对军营的向往，踏上了闷罐车，最终在山西大同下了火车，又跳上卡车，我们坐在卡车车厢上面，身体不停地随着山路摇摆，不知道山路有多长，不知道要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直到卡车停下，被告知到军营了。

初到军营的紧张和兴奋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到军营吃的第一顿饭。

到部队时，已是夜晚，当时天气还是很冷，冰冷的营房有电灯，却没电。那晚我们借着煤油灯去吃了晚饭：粉条白菜，少见的大米饭，很简单，但吃得真香！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兵给部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入军营，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而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当兵经历的人，来说并不清楚。

紧接着三个月的新兵生活，给我们答案。

新兵训练有解放军条令条例学习、训练军人军姿、刺杀、投弹、射击，还有军事技术、理论的学习。我的感觉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吃苦！

新兵连的伙食不好谁都知道，我们是炮兵团，战士伙食费是每天4毛5分钱，吃的饱没问题，但想吃的好可就是奢望了，粮食定量是每月45斤，平均每天1斤半。粗细粮比例各占70%和30%，或是因为油水少，我在新兵连的最高纪录是一顿饭吃了13个大馒头，一碗小米粥。

年轻人消化快，轮到晚上站岗的时候常常饿得坚持不住，当时连队还有新兵因为实在太饿，跑到伙房偷吃几个馒头，后被抓了个现行，记了个处分。

生活虽艰苦，但却也很磨练人，三个月新训，让我切身体会到了军人的不容易，以及军人二字的责任，还有战友情深。

下连后不久，我被选去当了连队文书，保管全连战士的档案，以及连部通信工作，因为表现还不错，深得连长和指导员赏识。

然而不知怎的，72年的时候，突然要调我去团部电影组当组长，后来得知，电影组老组长升迁了，要一个人有文化，能写会画的人补上，连里把我推了上去，最终被选上了。

虽有不舍，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这样去了电影组，电影组除了我这个组长，还有3个放映员，一个男兵，两个女兵。

在野战部队的女兵可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每次我们去露天场地放电影时，战士们都热情高涨，大家都心知肚明，比起电影，青春年少的小伙子们，很多是心猿意马，心思可没在电影上。

只要我们电影组的女放映员出现，就成了焦点，大家都想得到女放映员的关注，故而在在电影开演前连队的歌声格外嘹亮，底下的战士一边唱歌一边用眼角瞟着灯影下忙碌的女放映员，看电影时，即便不是那么好笑的老片子，战士们的笑声也是不断。

这也难怪，在山沟里就连扎围巾、穿棉袄从部队营房边上走过的村姑也很难见到，就更别说这些穿着草绿军装、脸蛋红红的这些小女兵了。

当电影组长期间，因为都是在晚上放电影，白天较为空闲，一向爱学习喜欢钻研的我，闲不住，就琢磨着怎么去做好部队宣传鼓动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通过专门负责摄影的王干事接触到了照相机，突然对摄影起了兴致，当时心里生出了买一台相机的想法，这个愿望之后在母亲的支持下得以成真。

记得那是73年年初，也是我入伍的第4年，我第一次申请了回家探亲。

期间，我和家里人说起了自己想买个照相机的想法，一来方便拍些照做留念，自己在部队的时候也可以拍照片寄回家里，让家人放心，二来，我也想通过摄影在部队做宣传工作。

我原以为我这个提议会遭到一向以来勤俭节约的母亲的反对，结果让我想不到的事，母亲第一个表示了赞同。

俗话说母子连心，我和大哥没在家的时候，母亲时常惦记着我们，想看看我们，可那时电话、手机又没有普及，最常用的的联络方式就是写信。

可一封信常常要等好几天才能收到，盼望家里书信的心情，现在的人估计很难理解。

在母亲的支持下，最终家里决定资助我买照相机，为此，母亲还带着我做足了功课，特地托人找到一个在县城照相馆工作的人，详细了解了几种相机的性能等，通过综合考虑，选定了一款照相机，正是王干事用的同款相机——海鸥牌4B相机。

这款相机是1963年由上海照相机厂生产的，最初是叫上海牌，后来改了名叫海鸥牌。要卖一百多，当时我的津贴一个月才10元（入伍第一年是6元，之后每年增加），在物质匮乏、人们生活并不富裕的六七十年代，这个价格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

但母亲还是咬牙支持我买，加上家里的资助和我的一些积蓄，最终货比三家下花了120元买了这台相机，还有一些黑白胶卷。

探亲那段时间，在家里和家人拍了不少照片，归队时，我还带了几张走。

到了部队，每当母亲想看我的时候，就给我写信，让我拍几张在部队的好照片寄回去。除此之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学习，我的摄影技术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并结合自己写文章的爱好，开始在部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

在之后，营房的十几个宣传橱窗，都能看到我的文章和拍摄的照片，通过部队宣传橱窗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行各业的大好形势以及我军的光荣传统和英雄模范人物，还有部队里的好人好事。

这些宣传橱窗也成为了干部战士驻足观看学习的好地方，对活跃我团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期间，我也多次受到团党委和团首长的表扬，团里更是将我被视为骨干培养，并于75年，也就是我入伍的第五年我被提拔当了宣传股干事，后来又靠着自己努力和实干，当上了宣传股长，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直至83年转业到了地方。

可以说那台照相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而更让我感到难能可贵的是，那些年相机拍下的一幕幕珍贵记忆，如今也成为我晚年的一种慰藉。家里成百上千张老相片，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每次翻看这些照片，总感觉自己又被带回了当年戎马倥偬的激情年代！当年看似奢侈的消费，如今看来花的最值得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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