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元年春，大明宫紫宸殿内爆发激烈争论。礼部侍郎严武手持《汉书》力证："'代'字于庙号无典可循，当避太宗讳改'世'为'代'。"这场关于新帝庙号的争议，揭开唐代宗李豫充满神话色彩的帝王叙事——这位被史书称为"三帝同宴"见证者的君主，其生平记载恰是历史真实与政治建构的绝佳标本。

《新唐书》记载的"神仙剖肋"降生传说，实为安史之乱后唐廷精心构建的政治神话。李豫出生时的开元盛世（727年），其父李亨尚未入主东宫，所谓"太子府冷宫"场景纯属虚构。史家将二十年后李亨与李林甫的权争前置，意在强化李豫"天命所归"的正当性。

这种时间错位的书写手法，在玄宗"三帝同宴"典故中达到顶峰。天宝年间李豫已近弱冠，史书却将其塑造成襁褓婴儿，制造祖孙三代其乐融融的假象。这种历史重构，实为肃宗朝重塑皇室合法性的政治工程。

大历十四年庙号之争，暴露中唐深层的正统危机。严武主张的"代宗"，表面是避太宗名讳的文字游戏，实则暗含"代天牧民"的政治隐喻。当时河朔藩镇自比"河北天子"，朝廷急需强化中央权威。选择"代"而非"世"，既规避僭越之嫌，又彰显"奉天承运"之意。

《唐会要》记载的庙议细节更显微妙：群臣最初提议"高宗"，遭德宗否决。这种对武周王朝的敏感回避，反映出安史之乱后李唐皇室对正统性的极端焦虑。最终确定的"代宗"，成为平衡各方诉求的政治符号。

李豫形象的历史演变，在《资治通鉴》中达到戏剧化顶峰。司马光将"洗三认孙"故事细化，加入玄宗"此儿福过其父"的预言性对话。这种文学化处理，实为宋代史家"以史为鉴"政治观的投射。

剥去神话外衣，李豫的真实政治遗产耐人寻味。他开创的"姑息养藩"政策，使唐廷与河朔藩镇维持微妙平衡达百年之久；其推行的"两税法"改革，奠定中晚唐财政基础。这些切实政绩，在传奇叙事中反被边缘化。

史书对"章敬皇后"的塑造更具深意。将吴氏描绘成罪臣之女，既彰显皇室仁德，又暗喻李豫"逆境崛起"的统治合法性。这种将现实政治包裹在道德叙事中的笔法，恰是传统史学的典型特征。

从神异降生到庙号博弈，唐代宗的历史形象犹如多棱镜，折射出中唐至北宋的政治变迁。当我们在《新唐书》中读到"三帝同宴"的奇幻场景时，真正见证的不是历史现场，而是后人对盛世想象的集体建构。这种真实与虚构的交织，恰是历史书写的永恒魅力与困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