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元年（1086年），当西夏使臣接过熙河路五州交割文书时，西北边防体系骤然出现千里缺口。司马光主导的这次领土交割，使北宋失去控制青唐的战略要地，直接导致四十余年后靖康之变的西夏骑兵突袭通道。

熙宁年间王安石经略的河湟地区，实为控扼丝绸之路的咽喉。兰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测绘数据显示，该区域平均海拔2100米，掌控着通往河西走廊的六条峡谷通道。失去这片高地，西夏骑兵可朝发夕至京兆府（今西安）。

出土于临夏的宋代烽燧遗址揭示，当年宋军在此构建了三道立体防线：山顶烽火台、山腰弩兵营、河谷铁索桥。这种防御体系曾使西夏折损三万精锐，而元祐割地后，所有工事被尽数拆除。

河湟不仅是军事屏障，更是北宋战马供应链的核心。据《宋会要辑稿》记载，1085年该地区官营马场存栏量达八万匹，占全国军马供应量的七成。交割后三年间，北宋军马采购价暴涨三倍，禁军骑兵规模缩水60%。

更严重的后果体现在财政方面。原属河湟的盐井年产量可供边军三年粮饷，失去这些资源后，朝廷不得不加征东南茶税。这种经济压力最终演化成方腊起义的导火索。

新法反对派的核心诉求是收缩战线。出土的司马光与文彦博往来书信显示，"弃地"主张实为换取旧党内部团结的政治交易。为获得洛阳耆英派支持，司马光以每年节省五百万贯军费为筹码，换取保守势力对其全面废法的支持。

这种短视行为造成灾难性后果。交割次年西夏便撕毁和约，《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1096年西夏犯边次数激增300%，而北宋被迫在陕西新增二十万戍边部队，年耗军费反增至八百万贯。

王安石在河湟推行的军事技术创新随之湮灭。延安出土的元丰神臂弩作坊遗址表明，当地军械产能可月产弩机三千具。交割后工匠南迁，水土不服导致合格率骤降至30%。

被毁的还有战略级工程——湟水漕运系统。这条利用水位落差建造的物资通道，曾实现日运粮五千石的效率。当金兵1127年南下时，北宋已无可能重建如此高效的补给线。

元祐弃土引发的连锁反应，在靖康年间达到顶峰。西夏骑兵沿当年交割通道闪电南下，与金军形成夹击之势，这个曾被司马光称为"省费息民"的决策，最终成为压垮北宋的致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