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森山裕一行于4月28日在北京向中方提出继续租借大熊猫的请求，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4月29日例行记者会上作出正式回应。作为中日两国特有的外交载体，大熊猫租借议题时隔两年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其背后既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业合作，也折射出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需求。目前两国主管部门正就具体合作细节保持密切沟通，这一动向引发国际社会对中日关系走向的持续关注。

中日大熊猫合作始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之际，作为邦交正常化的见证，“康康”和“兰兰”成为首批旅日大熊猫。据日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统计，过去五十年间共有24只大熊猫在日本生活，累计吸引超过3亿人次参观，仅东京上野动物园年客流量就因熊猫展示增加40%。2023年“香香”归国时引发的百万民众送别场景，印证了熊猫作为文化纽带的情感价值。这种独特的“熊猫外交”模式，已形成包括联合科研、公众教育、技术交流在内的成熟合作机制。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调整期，日本政界此时提出租借新请求具有多重考量。经济层面，日本观光厅数据显示，大熊猫展示可为所在地带来年均300亿日元（约合14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政治层面，日本自民党内部存在改善对华关系的现实需求，共同社4月舆情调查显示，62%日本民众期待加强中日民间交流。生态保护层面，中日专家联合开展的圈养种群遗传管理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最新成果发表在《自然·生态与进化》期刊，双方在濒危物种保护领域存在深化合作空间。

外交部表态中“共同保护旗舰物种”的表述，为未来合作定下基调。生物学家指出，现有国际合作框架下，大熊猫租借需满足三个核心条件：接收方具备国际领先的饲养繁育能力、提供充足的科研投入、建立有效的公众教育体系。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2024年评估报告显示，神户市立王子动物园和仙台八木山动物园已达到AA级饲养标准。但合作推进仍面临挑战，包括日方部分民间团体对租借费用的质疑，以及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CITES）对活体租借的审批流程优化需求。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范例，大熊猫合作超越了单纯物种保护的范畴，成为衡量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标尺。中日双方在熊猫保护领域积累的互信基础，为处理复杂国际关系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随着新一轮租借磋商的启动，如何在生态保护与人文交流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考验着两国的政治智慧，也将对亚太地区国际合作产生示范效应。

参考资料：

1. 日本政要急租熊猫相关会谈记录（来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官网）

2. 中日大熊猫合作历史数据（来源：日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年报）

3. 大熊猫经济效应研究报告（来源：日本观光厅2024白皮书）

4. 圈养种群遗传管理研究成果（来源：《自然·生态与进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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