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一起杀人案。

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身材佝偻、面色暗黄的中年妇女。

她叫何天带，是一名保姆。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她利用工作之便，残害了八名老人。

2014年12月13日，广州市南沙区，何天带受雇到梁女士家中照顾她腿脚不便的婆婆何老太。

工作第二天，何天带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老人死了，不管做了几个小时，也要算一个月的工资。”

梁女士同意了。

为了方便照顾老人起居，何天带是和何老太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她没有太多的个人物品，只随身拎着一只破旧的蛇皮口袋。

蛇皮口袋里，除了一些必需品外，还放着针头、敌敌畏、毒鼠强、安眠药……

为了能在减少工作量的同时，又可以提前拿到钱，何天带选择让何老太尽快去世。

她把安眠药和敌敌畏放到何老太要喝的汤里，喂给老太太喝；

在何老太熟睡以后，用针筒将汤从屁股和肚子打进何老太的身体里；

然后再将绳子套到何老太的脖子上，狠狠地勒住。

12月16日早晨，何天带把何老太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梁女士一家，然后就要起了工资。

何老太只是腿脚不便，除此以外非常健康，怎么就会突然去世了呢？

结合之前何天带“不管做几天都算一个月工资”的要求，梁女士一家认为何天带很不对劲。

再加上何老太一直佩戴的耳环也不见了，何天带又有了偷窃嫌疑，梁女士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很快赶到：他们在何天带的身上搜出了耳环；在何老太的遗体上发现了各种伤痕；在何天带的蛇皮口袋里发现了各种“凶器”。

何天带被依法逮捕。

审讯过程中，何天带十分配合，有问必答，将整个杀人过程描述得绘声绘色，甚至，她还主动坦白，自己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从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何天带用相似的手段犯案9次，其中7次都确实造成了老人的死亡，仅有两次没有成功。

遗憾的是，那7次都没有被家属发觉，遗体早已被处理，所有的证据都已经烟消云散。检方只能针对何老太这一宗案件提起公诉。

2015年12月24日，何天带在广州中院受审，梁女士到场旁听。

尽管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一年之久，但对当时发生的一切，梁女士依然历历在目。

那天报警之后，何天带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慌乱，她甚至对梁女士说：“等警察来了你们就把工钱给我，我要走。”

就好像警察来了，会立刻放她离开一样。

梁女士怎么都想不明白，一个杀人凶手，为什么会这么坦然？她为什么认定警察一定会让她走？

检方同样对此充满疑惑，在法庭上，他们询问何天带，但何天带只是回答：“我不想说这些。”

反复追问下，何天带终于挤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我不想在那里待那么久，我想马上解决。”

不仅如此，在一审现场，何天带还向众人叙述了一段她心目中正确的司法程序：

“如果是佛山南海那边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指南海受害人家属）打电话去找公安，（公安说）你如果怀疑是她杀了，你首先要经过法院（意为首先要接受审讯）。他（南海受害人家属）就赶紧说搞错了、搞错了，没有这回事。”

何天带言之凿凿，在场的人却听得一头雾水，没有人知道她上哪里拼凑出了这么一套离谱的法律说辞，但她确实对此深信不疑。

她甚至觉得自己的权益被梁女士侵犯了，像是控诉一样对法官说：“你干什么都要讲法律程序啊，要为大众着想啊。”

听一个杀人犯大谈特谈法律，这本来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但看着何天带眼里的认真，没有人笑得出来。

梁女士坦言：“有些害怕，但是也替她悲哀。”

法庭上，尽管证据链完善，何天带本人也承认杀人，但她的法律援助律师依然试着帮她争取一线生机。

“希望法庭在惩治的同时，予以适当的挽救。”

在律师看来，也许是个人的惨痛经历和现实生活的压迫，才导致了何天带人格的扭曲。

1970年，何天带出生于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的关春村，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人，何天带排行老二。

何家很穷，何父一个月2000元的退休金是一家六口唯一的收入来源。

也许是因为太过贫穷，何家人很少和外界往来，如果不是必要，他们连一句话都不会跟外人讲。

在这样一个“孤僻”的家庭里，何天带又是最孤僻的那一个。

她从不和别的孩子玩，也不和自己的哥哥、弟弟、妹妹玩。她不和家里人一起吃饭，总是等到大家都吃完了，她再单独吃。

但同时，她的脾气也很倔，和人争吵的时候，只要认为自己有理，就会特别大声，吵得左邻右舍都听得到。

她学习一般，初中还没毕业就选择了辍学。家里人希望她去读技校，但她说什么也不愿意。

因为这件事，何天带和家里人大吵了一架，然后就收拾行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关春村。

之后的十几年，她去了哪里，怎么谋生，没有人知道。

2003年，何天带做起了保姆。

落网前的一年半，何天带一直住在在佛山市大沥镇的李潘村。她依旧孤僻，不和别人来往，却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曾看见何天带不穿衣服睡觉，还不关门；有人曾看见她半夜不睡觉，拼命洗衣服。

有人说何天带手脚不干净，喜欢小偷小摸，尤其喜欢捡破烂，别人随手丢掉的刷子，她当宝贝一样收进那个蛇皮口袋里。

一家早餐店的老板说，他曾好几次在凌晨三四点钟，看到何天带拎着一个装满水和粪便的桶，在村子里走来走去。

还看到过何天带一个人坐在巷口的石头上，什么都不干，就是坐着。

有的时候，她会站起来，对着凌晨空无一人的街道破口大骂，可具体骂什么，早餐店老板却怎么听都听不明白。

“总之是个怪人。”

从关春村到佛山，何天带走过的每一个地方，给人留下的都是一个孤僻、古怪的印象。

她融入不了其他人的世界，也没有人愿意靠近她的世界，哪怕是和她血脉相连的家人。

还在关春村的时候，何天带就和家里人关系不好，离开关春村之后，更是直接降到了冰点。

何天带常年在外打工，偶尔回去，也都是在和家人的争吵中度过。再后来，她更是直接被父母拒之门外。

事实上，在何天带到何老太家做工前，她曾回过一次家。

有邻居看到她在家门口探头探脑，但面前的门始终没有打开，她只能坐在门口忍着寒冷熬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何天带摇摇晃晃地离开，手里紧紧攥着那只蛇皮口袋。

案发后，警方联系了何天带的家人。

听完警察的话，何天带的母亲只抛下一句话：我当这个女儿死了。

何天带的大哥倒是表示等工作忙完会去广州见妹妹一面，但没过多久，他又改口：“她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

从家庭到社会，从没有人“看见”过何天带，甚至没人愿意承认她的存在。

对于他们来说，她只不过是奇怪的小孩，讨厌的家人，古怪的邻居。

就好像这些符号，就足以代表一个活生生的人。

庭审后半段，何天带一直在流眼泪：“我没什么了，我真的不想在里面，杀人偿命我愿意接受。人家那个了（死了），我也赔上一条命。”

但何天带的眼泪却不是忏悔的泪水，她始终拒绝向受害人家属道歉，只是反复强调“杀人偿命”。

可能在她的世界里，无论是一命偿一命，还是用一条命换来提前到手的工资，都不过是一场交易，简简单单，一目了然。

我们无法理解何天带的逻辑，但这样的逻辑又何尝不是家庭和社会造就的？

母亲养而不教，哥哥冷漠无情，邻居袖手旁观……

何天带和真实的世界、有人情味的世界之间，始终隔着一堵墙。

墙内的她跌跌撞撞、无法突围，于是便安然坐下来，自创了一套法则，并且对此深信不疑。

无论对于家人还是社会，她就像人们走在路上不小心踩到的一块小石头。虽然有点硌脚，但只要不管它，或者轻轻一踢，让它滚到一边去就好了。

但别忘了，这块石头最终葬送了八条人命。

2016年5月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何天带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