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土狭小和人口较少，但以色列在中东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军事强国。
在过去的9个月中，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了战争，在这期间以色列使用了先进的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用于迅速打击军事目标。
2023年10 月以色列空袭后，巴勒斯坦人在汗尤尼斯检查一座清真寺的废墟
以色列的一种人工智能军事系统被称为“薰衣草模型”，目前尚未见到国内详细介绍，国外对此研究也不多，毕竟以色列不会公布太多的详细信息。
在加沙地带，以色列有着复杂的情报搜集网络——哈马斯缺乏防空系统，没有办法阻止以色列和非以色列的载人飞机和无人驾驶飞机对加沙地带进行不间断的监视，以色列从而得到大量电子和通信情报。以色列还通过卫星图像、地面部队传递的作战信息以及西方政府提供的各种情报搜集到大量的相关军事情报。结合数十年来以色列通过监视获得的巴勒斯坦数据档案，以色列国防军在现代作战环境中拥有近乎完美的情报。
可以说，在情报搜集和占有方面，哈马斯远远不能和以色列相提并论。但以色列坐拥如此众多的情报信息，仍然不能完全消灭哈马斯势力，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以色列搜集来自摄像头、雷达、手机数据和其他传感器的原始数据，然后经过分类、清理，并委托给适当的部门进行“分析利用”。但以色列搜集到的情报数量非常庞大，有可能会削弱其将数据转化为可操作的有用的数据的能力。
利用人工分析师分析数量如此之多的情报会导致疲劳而产生错误，所以以色列使用人工智能参与情报分析。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可以人工智能军事系统使用模式识别从原始信息中识别潜在的相关信息，包括感兴趣的人或物体、车辆移动，甚至火箭发射情况。这些情报通常会被转换成通用格式，可以组合起来为战场上的局势发展服务。
一个极端的例子——以色列可以精准地对伊朗科学家进行斩首行动，就是依赖于这种全方位的情报搜集系统得到的大量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后得到准确的情报。
当前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形式主要是定点清除和动态打击，地面部队主要起火力支援作用。以色列借助人工智能军事系统对加沙地区持续进行了多次大轰炸，有效打击了许多加沙目标，同时也造成大量加沙平民死亡。
但是以色列获取的军事情报数量太多，反而给决策者带来不少困惑，从而影响了军事打击目标的准确性和确定性。以色列的人工智能军事系统“薰衣草模型”既能避免频繁出现误报，又不会遗漏相关情报。该模型还能表现出创建、训练和使用该系统的人的偏见，从而增强使用该模型的实战效果。
据报道，以色列现在应用的“薰衣草模型”中没有强大的纠错功能，以色列国防军认为“薰衣草模型 ”有明显的10%以内的错误率是还可以容忍的。毕竟，根据以色列军队的传统，不管准确轰炸还是误炸巴勒斯坦目标，只要能够杀死相关目标，同时大规模杀死巴勒斯坦平民的事就无法避免。
2023 年 11 月 6 日，以色列空袭加沙南部汗尤尼斯后，巴勒斯坦人在被毁建筑的废墟中搜寻烈士和伤员
当以色列军方搜索准备打击的目标时，要么追踪之前存储的目标，要么寻找可明确识别的目标。如敌方武器或装备的卫星图像、视频中的敌人面孔以及特定无线电信号的位置等，都可以创建成为军事打击目标。
以色列识别与处理特定标识符的人工智能系统，根据专注目标不同，涉及多个模型，例如频谱分析、人脸识别、车辆和武器识别或语音识别等，然后综合分析出具体的军事打击目标在哪里。
以色列国防军可能有一个阈值来决定是否进行必要的军事打击。在人工智能军事系统中，较高的识别阈值将降低因目标识别错误而导致平民死亡的风险，而较低的识别阈值可能会导致对平民进行无差别攻击。这就是说，通过把战争烈度纳入到人工智能军事系统中去的做法，以色列军队可以随意调节杀害巴勒斯坦平民的强度。根本不存在误杀，一切早有设计。
但这种人工智能军事系统也有很大的问题，以色列国防军袭击的目标数量之多，足以证明它无法完全创建或至少彻底分析每个目标。换句话说，算力不足或算法问题仍然是不可逾越的技术鸿沟。
当前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打击目标正逐渐由定点清除转向动态打击，因为以色列情报库里已有的打击目标几乎已经打击殆尽，但是仍然没有彻底消灭哈马斯。以色列不得不转向动态打击——这些打击不是预先计划的，而是实时识别和打击的，从而减少了附带死亡估计的时间。
在回应对平民因袭击而死亡的批评时，以色列国防军通常提到使用“精确弹药”。但是，弹药的精确度只是其击中预定目标的可能性加大，并不代表其对民众的杀伤力减少。
以色列使用的900公斤GBU-31、 500公斤的GBU-32或各种200公斤炸弹，其致命半径为数百米，可以造成几米深的弹坑，从而可以杀死杀伤更多打击目标附近的巴勒斯坦民众。
以色列国防军越来越倾向于空袭而非地面打击，其原因在于以色列面临越来越难的征兵带来的巨大压力。这就导致以色列的每次空袭行动都会带来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杀害平民的合法性在武装冲突法中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表明合法性和道德性之间存在紧张冲突。
为此，以色列国防军在打击前通常会假惺惺发出几种警告，以使平民远离危险。其实以色列很清楚，在冲突当中巴勒斯坦人民很难逃离，这种警告更主要的是为了堵住国际社会的悠悠之口。但这种所谓警告，无法掩盖与其他冲突相比，每次以色列袭击造成的平民死亡率高的事实。
据《+972杂志》报道，以色列指挥官发动袭击时要预先确定“固定附带损害程度”，也就是根据人工智能军事模型来决定袭击的附带损害——被杀害的最大“可接受的”平民数量。例如，据称打死1名“低级别武装分子”可造成15-20名平民死亡，而打死高级指挥官可造成100多名平民死亡的结果，而这都是以色列可以接受的范围。
这证明以色列在战场上要尽可能地多杀人，它的每次袭击都附带着杀死杀伤平民的数字指标。这一点，最早来源于美国——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非战斗人员伤亡截止值”就是这样搞的。
由于打击加沙效果不理想，据《+972杂志》报道，以色列已经取消了对初级武装分子的损害评估。也就是说，以色列军队指挥官可以肆无忌惮地以打击哈马斯基层武装分子为由对巴勒斯坦平民大开杀戒，因为这样做没有“杀害平民数量指标”限制，战后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但以色列这种“科学地”大规模屠杀无辜巴勒斯坦平民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南非在国际法院指控以色列犯有种族灭绝罪，此案正在审理中。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已要求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员会发现，以色列安全部队犯下了饥饿、谋杀、故意伤害平民、强迫转移、性暴力和酷刑等罪行。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也得出结论——以色列在加沙使用一些武器的行为“违反”人权法。
面对国际刑事追责，以色列开启了该国历史上最大的犯罪掩盖行动。以色列领导人和外交官们反复强调以色列军队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因为以色列军方有所谓强大的军事法律机制——以色列军方批准每一次袭击后都会调查是否有违反国际法的嫌疑。
其实，这种所谓军事法律机制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其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所谓“固定附带损害程度”机制，当袭击造成的平民损失在预计范围内是不违法的，只有超出预计范围且没有事先得到上级批准的袭击行动才会接受法律调查。
2024年5月19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中部代尔巴拉赫的阿克萨医院接收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的亲人的遗体
今年5月底，以色列军事检察长伊法特·托梅尔-耶鲁沙尔米宣布，她已下令对至少70起涉嫌加沙战争犯罪的事件展开刑事调查。此前，军方已将数百起事件提交给总参谋部事实调查评估机制，该机制旨在对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初步和快速审查，然后交由军事检察长决定是否展开刑事调查。
回顾过去十年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包括2014年被称为“保护边缘”的攻势、2018-19年对回归大游行的镇压，以及 2021年被称为“守卫城墙”的行动，以色列极不可能适当调查、惩罚或防止战争罪行。
自2014年以来，数百起涉嫌战争罪的事件引起以色列军方的注意，其中绝大多数案件被工作人员“审查”了过长的时间后，案件未经刑事调查就结案了。一些涉及2014年潜在违法行为的案件在2022年仍在审查中。
过去10年，加沙发生了近600起引起法律违规怀疑且结果已知的事件，其中只有三起调查导致起诉。即使在这些罕见情况下，粉饰仍是军方战术的核心，肇事者会避免受到严厉惩罚。
综合分析，以色列现有的包括“薰衣草模型”在内的人工智能军事系统，扩大了军队针对无辜平民的攻击范围，决定了以色列的轰炸和开火准则，限制了人道主义援助，并将加沙地带的整个地区指定为杀戮区——以色列军队在此地区可以随意杀戮但是不会受到法律惩罚。
据《+972杂志》和《卫报》透露，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经监视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这样，当国际刑事法院准备追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犯罪行为的时候，以色列国家可以同步知道，有哪些以色列军事犯罪事件被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进行调查。通过剧透行为，以色列可以提前对同一案件展开追溯性调查，然后以“互补原则”为由拒绝国际刑事法院调查。
本文不是时政文，本文展示了以色列在以哈冲突中的以色列的军事科技水平的一个方面。以色列现在通过人工智能军事系统在加沙进行数字化杀人，而且还在通过“抢先调查”被国际社会关注的以色列军队违反人权的案件，来对抗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国家和军队在加沙地区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犯罪行为的调查和对罪犯的引渡。
不论本文读者中有多少人愿意为以色列军队的犯罪行为进行辩解，但请不要忘记，随着我们对以色列在加沙屠杀机制越来越熟悉，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所有屠杀行为与屠杀烈度都是设计好的，不存在误杀，只存在在执行这些屠杀命令时是否完成或者超出事先确定下来的屠杀平民的数字目标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