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冀朝铸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冀朝铸 著名外交家，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历任中国驻斐济群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基里巴斯共和国和瓦努阿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2020年4月29日下午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我当美大司副司长时的任务除了日常工作外，就是照顾访问中国的重要美国客人，以及陪同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

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双边的关系从此一帆风顺，虽然表面上中美双方都愿意发展中美关系，实际情况却很复杂。

在美国国内一直都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亲台院外援华集团，英文叫China Lobby。这个集团对新中国一直很敌视，而强烈支持“台湾当局”。我们面临的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国民党把在华盛顿的使馆归还新中国。

双橡园，1937年-1949年作为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官邸，至1978年台美断交前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官邸。

我们聘请了华盛顿最好的律师哈伯·汉森，确保所有权的转换。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能使使馆归还我方。因为在得知中国要和美国建交前，台湾国民党的人耍了一个小花招，把在石头溪公园旁边叫双橡园的馆址用一两个美金的价格卖给了一位亲台的美籍华人，用这个办法，双橡园就仍旧保留在国民党手里。我们只能还把温莎园作为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馆址。

更为敏感和严重的问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军火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没有得到解决，中国当时宣布说将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再度提出这个问题。

1981年1月20日，总统里根和妻子南希参加就职典礼游行。

在此不久，美国总统大选开始，卡特落选而罗纳德·里根上台了。里根当上总统后，一再指责前任卡特出卖老朋友，向北京的压力屈服等，还宣布他将提高向台湾地区出售军火的档次，包括最先进的F-16战斗轰炸机。这严重违反了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美国只能同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的声明，又一次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1981年春，在长征路上冀朝铸（中）同布热津斯基（左）、奥克森伯格（右）看展览。（图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在1981年2月，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告诉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奥克森伯格和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罗伊（Stapleton Roy）联名写了一封信给中国外交部，建议中国政府派冀朝铸到美国去进行一次工作访问，向新的里根政府和新的国会重要成员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中国对待台湾的政策。

章文晋说黄华部长也认为这是个好办法，所以黄华、章文晋、当时任美大司司长的韩叙和任美大司第一副司长的朱启桢就和我一起研究如何向美方进行宣传。

几天以后，当时负责台湾事务的廖承志就接见了我，黄华也在座，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后来邓小平也接见了我，黄华也就我如何对美方谈台湾问题做了具体指示。

邓小平和廖承志的主要论点是：我必须向美方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和大陆统一。我们的基本政策是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将会使和平统一的方式难以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

我于1981年3月5日经纽约飞往华盛顿。我在华盛顿，向柴泽民大使报告了我从邓小平、廖承志和黄华那里得到的指示，柴泽民大使就让我根据这些指示开展工作。那时中国官员不准和美国官员单独会面的规定已经取消，所以我和美方官员会面时可以只身前往。

1981年3月15日，冀朝铸在美国工作访问时，陪同柴泽民大使去白宫会见里根总统。会见时，冀朝铸（左三）、柴泽民大使（左二）和周文重（左一）在白宫内阁会议室。美方人员为：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右一）、布什副总统（右二，只见双手）、美方翻译（右三）、里根总统（右四）、国务卿黑格（右五）、总统顾问米斯（Edwin Meese，右六）以及国家安全助理艾伦（Richard Allen，右七）。（图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在美国国务院的协助下，我在华盛顿待了两个星期，访问了美国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其中多数都是右翼的共和党人以及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的高中级官员，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如基辛格博士和陈纳德夫人——陈香梅等。当我要离开华盛顿时，美国副总统布什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

在我和上述人士见面时，我都强调中国的三点立场：

第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我们的基本政策是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第三，美国继续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将使我们用和平方式的努力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实现。

我认为我已充分向美方解释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完成了任务，就向柴泽民大使汇报了工作，还给外交部发了一封电报，就飞往纽约，准备回国。但到了纽约后，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通知我，里根总统要接见柴泽民大使，也希望见到我，我于是又从纽约飞回华盛顿。

1981年3月15日，冀朝铸在美国工作访问期间，陪同柴泽民大使会见里根总统。会见后，冀朝铸（左一）向里根总统（右前）及美国国家安全助理艾伦（右后一）、国务卿黑格（右后二）告别。（图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里根总统、布什副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国务卿黑格、总统顾问米斯和国家安全顾问艾伦，一起在白宫接见了柴泽民大使、我和柴泽民大使的译员周文重。会见时，柴泽民大使和我都重申了中国对台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见完毕后，我就飞回中国了。

回国后，我向外交部的领导汇报工作，黄华就把我带到邓小平和廖承志那里直接向他们汇报。他们两人都对我的工作访问表示满意。邓小平听完汇报后点了点头，表示认可。廖承志还笑着说：“你干得很好。”

回想起来，我这次工作访问只不过是向新的美国政府解释了一下我们对台的一贯政策，而要使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达到谅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冀朝铸和夫人汪向同在老家山西太原上马街合影。

那时，向同已在1980年春天到联合国秘书处中文处当翻译去了，她是通过了联合国的考试后去的。当时在外交部阻止向同去美国的两位“通天”人物已被调离外交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贯彻，许多极“左”的做法都得到了纠正，所以只要向同通过了这次考试，她就可以到联合国去工作。

当时有一些同事问我：“为什么让妻子出国而你一个人留在国内呢？”我就回答说：“既然男同志可以不带妻子一个人出国，为什么女同志就不能不带丈夫自己出国呢？”实际上向同要出国的真正原因，是我们两人都想让大家知道过去不让她出国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她能最终出国了，也就意味着政治上对她的禁锢结束了，她可以重新获得公正的待遇。

此外，向同还很想去看一看自1948年以来32年没见过面的父亲，因为那时她父亲已经80多岁了，早从台湾退休定居美国。这样，向同到美国去了，我和两个孩子留在家里。

1980年9月，薄一波副总理率领一个代表团访美，研究美国的经济、工业以及高科技的发展问题。一般这样重要的代表团里都要有外交部的人员，章文晋副部长就指定我陪同薄一波访美。

薄一波副总理工作非常努力，每天都做记录，每天晚上都开会总结当天的工作。访问快结束时，他召开了一个较长的会议，对访问全程作了一个全面总结。

薄一波祖籍和我一样，也是山西，他和我父亲及大哥朝鼎都很熟。这次访问期间，我们参观了波士顿、哈佛大学，我还去看了我当年在哈佛大学住过的宿舍，当时是男生宿舍，现在已改为女生宿舍了。

向同在联合国中文处工作时，她的父亲住在洛杉矶，但她一直没抽出空儿去看他。章文晋副部长很了解向同的情况，他和夫人张颖几十年来都在总理身边工作，耳濡目染了总理的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他们也像总理一样，在工作中对下级要求很严格，生活上又非常照顾他们。

他们告诉我，陪同薄一波副总理访美结束后，我可以在美国多停留一个星期或十天，跟向同一起去看看我的岳父。因此，当薄一波的代表团离开美国后，我就和向同一起飞到洛杉矶去了。

1980年3月，冀朝铸同汪向同去洛杉矶探望岳父时留影。（图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向同在和她父亲分别32年后终于见面了，他们父女见面时的情景非常感人。我们中国人最可贵的一点就是非常重视家庭关系，在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被迫批判自己的所谓反动家庭，但血总是浓于水，亲情是割不断的。向同的弟弟亦同和弟媳康宏也到机场来接我们。

我的岳父流着眼泪对向同说：“当我们分别时，你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现在已是50多岁，为人母了。”他也非常高兴见到我，我也很高兴能见到岳父和其他家庭成员。

我们在洛杉矶待了几天后，我就要回北京了。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都要我再多待一会儿。我多待了半个小时，结果耽误了上飞机，只好改为第二天早上乘同一航班的飞机经东京飞往北京。

那时，每位政府官员出国时每一站都预先安排好了，到了中间站时都有我们当地的使馆人员去接机。我这次虽说是为了私事单独行动，但也事先得到外交部副部长的批准，所以到了中间站仍会有中国驻当地使馆的人员关照。

可东京使馆的人员虽得到了通知，但因我耽误了飞机，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我改乘第二天的飞机。我既没有东京使馆的电话，也没有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电话，因此无法通知东京使馆。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在国外行动，到了东京后没人来接我，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正当我着急地寻找飞往北京的飞机站口时，我忽然看见一位略微发胖的可爱的中国女士对着我笑，我像见到了亲人一样马上松了一口气。

原来，她是我的好朋友纽约中华商会主席应行久先生的儿媳妇翁美玉，她们一行人也是到北京去的。这是我头一次独自在国外旅行，感觉好像走丢了一样，非常紧张。以后我再一个人出国旅行时，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里根政府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使两国关系一度变得紧张，两国使馆开始了谈判，然后就升格到副部长级的谈判。中方是章文晋副部长，美方是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

霍尔德里奇是美国国务院的老中国通，他父亲是来华传教的牧师，因此他解放前就在中国，中文讲得相当好。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时，他是代表团的一位主要成员，也是《上海公报》美方的一位主要起草人。中美谈判在北京举行，我每次都参加会谈，但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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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2012年9月出版）

原标题 | 《任美大司副司长》

本文作者 | 冀朝铸（口述）

采访整理 | 苏为群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