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景圣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涉嫌京华城案与政治献金案被北检起诉。这一案件迅速引发了台湾政坛的激烈争议，尤其是在绿营内部。民进党大佬谢长廷公开质疑北检的起诉书证据薄弱，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起诉柯文哲是政治操作的一部分。这番言论立刻引发了舆论的激烈反响，尤其是在绿营的批评声音中，谢长廷的立场显得尤为突兀。在公众眼中，谢长廷不仅是在为柯文哲“辩护”，更是在用自己的历史辩护经验来为台湾司法的严谨性开脱，似乎把一场涉及政治利益的司法战，变成了一个关于“证据是否坚强”的理论探讨。

谢长廷这番话看似是在维护司法公正，实则在为台湾的司法和政治利益的纠缠辩护。谢长廷自称并非为柯文哲辩护，而是在批评起诉书证据薄弱的同时，反驳了外界的“谩骂”声。他强调，“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证据”，这是他一贯的信念。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正义”立场背后，却深深隐藏着他对于台湾司法现状的极大宽容。谢长廷的辩解逻辑是，他并不是为柯文哲洗白，而是对“没有证据”的指控提出了质疑。他让批评柯文哲的人来证明“证据不薄弱”才是合逻辑的回应，而不是“谩骂”他为“坏人辩护”。这种辩护显然没有触及核心问题，反而是在为台湾政治的腐败和司法的失衡做掩护。

谢长廷的立场本质上是对台湾司法的极大宽容，他不仅在为柯文哲辩护，还在为台湾当前司法系统的缺陷与偏见开脱。谢长廷提到自己曾为“美丽岛事件”的被告辩护，也为“宋七力案”中的被告提供辩护。他希望通过这些历史案件中的辩护经验，来让公众理解“起诉必须有明确证据”的原则。然而，这种历史辩护经验的展示并不能掩盖他背后对于司法不公的默许。台湾的司法早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仅仅是柯文哲一人，许多政治人物在司法案件中都面临了政治操作和利益争夺。谢长廷没有正面回应的是：台湾司法早已深陷党派斗争的漩涡，真正的“证据是否充分”已不再是问题的核心，司法早已成为了权力和利益的游戏工具。

谢长廷的“为坏人辩护”的言论，是对台湾司法腐化的默认。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谢长廷虽然强调司法必须公正，但他忽略了现实中的台湾司法早已被党派与利益集团深度操控。柯文哲的案件显然不单单是一起法律事件，而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谢长廷的历史辩护经验和“证据坚强”理论，实际上是在为这种司法游戏背书，强化了司法不公的合理性。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阅历让公众相信，司法中的“薄弱证据”是可以被容忍的，甚至可以让腐败和不公的司法程序“合法化”。这一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完全没有触及台湾司法失衡的根本问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司法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使得台湾的政治权力更加肆意妄为。

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谢长廷的表态无疑是一记警钟。台湾的司法体系已经深陷党派之争，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已经不复存在。柯文哲的案件，本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案件，而是一个政治案件，一个关于党派、权力和利益争斗的产物。在这种环境下，谢长廷对于“证据不坚强”的辩护，实际上是在为台湾政治腐化和司法偏见辩护。他所宣扬的“证据坚强”理论，实际上掩盖了司法制度的严重问题，使得司法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

谢长廷的“起诉必须有明确证据”的原则听起来是合理的，但在当前台湾的政治环境中，这种说辞实则是一种遮掩。一方面，台湾的司法已经深受党派影响，司法公正已经成为少数政治精英操控的工具，另一方面，谢长廷所谓的“证据是否坚强”问题，早已不再关乎事实和真相，而是关乎政治利益与权力斗争。他没有指出的是，台湾的司法早已变成了“政治工具”，政治人物利用司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普通民众则成为了这一切争斗的受害者。

事实上，台湾社会已经长期沉浸在这种“司法政治化”的乱象中。每一次的司法案件，尤其是涉及政治人物的案件，都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延续。谢长廷的辩解和对“证据薄弱”的质疑，实际上只是对这种现象的纵容，而非解决问题的关键。真正的司法公正并非依赖于“证据坚强”与否，而是要在政治上脱离所有党派干预，确保司法独立与公平。在台湾的政治体制中，司法早已丧失了独立性，政治斗争将所有的法律案件都变成了党派对抗的工具，最终让台湾的社会、法律和民众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谢长廷的辩护或许能为柯文哲赢得短期的政治喘息，但它却不会改变台湾司法系统本身的病态。司法独立的丧失、党派斗争的愈演愈烈，正是台湾政坛的最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