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之子寄信到中南海，毛主席知其身份后嘱咐：不做追究
1960年，饥荒笼罩中华大地，一封特殊的信件被送到了中南海。信中蕴含着一位革命烈士之子内心的煎熬与挣扰。署名＂陈掖贤＂的背后，是赵一曼烈士唯一的儿子。这个从小不知母亲身份，直到观看电影《赵一曼》才得知真相的年轻人，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后，因一顿特殊的饭菜而陷入深深的自责。当这封充满痛苦与自省的信件递到毛主席案头时，主席看罢后轻声说道：＂不做追究。＂这个简单的批示，不仅是对赵一曼之子的理解与宽容，更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个革命家庭的命运沉浮。然而，这封信后来却成为陈掖贤人生的转折点，最终导致他走上了一条令人扼腕叹息的道路。
烈火淬炼铸就英雄血脉
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在东北大地上，赵一曼这个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这位年轻的女性，原名李坤泰，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员虎将。
在战火纷飞的1929年，李坤泰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她将年仅半岁的幼子交给了孩子的大伯陈岳云抚养，自己则投身革命事业。
陈岳云一家将这个孩子视若己出，给他取名陈掖贤。在武汉的这个家庭里，小掖贤过着与其他孩子无异的生活，但命运给这个孩子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直到陈掖贤12岁那年，他的亲生父亲陈达邦才与他相认。这次相认让年幼的陈掖贤明白了自己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但关于母亲的真相仍是一片迷雾。
在东北的战场上，赵一曼继续着她的革命征程。她成为了抗日联军的重要成员，带领部队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6年的夏天，31岁的赵一曼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写下了一封给儿子的遗书。这封充满母爱与革命理想的信件，在当时并未能传到年仅7岁的陈掖贤手中。
湖北解放后，陈掖贤从姑姑口中得知了父母从事革命工作的事实。这个消息让他感到骄傲，但母亲的下落始终是他心中的一个结。
在武汉的日子里，陈掖贤渐渐长大。伯父一家的悉心照顾让他健康成长，但长期与生母分离的经历，让他的性格日渐孤僻。
这种性格特征在他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一直伴随着他。他不善与人交往，更习惯独来独往，这为他日后的人生埋下了隐患。
就这样，一个烈士之子在不知母亲身份的情况下，走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直到1955年那个改变他命运的电影放映日来临。
银幕真相照亮命运转折
1955年的武汉，电影院里座无虚席。这天，陈掖贤和父亲陈达邦一起走进影院，准备观看一部革命题材的影片。
银幕上正在播放的是《赵一曼》，讲述的是一位东北抗日女英雄的故事。荧幕中的赵一曼英姿飒爽，带领抗日联军与日寇周旋。
电影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赵一曼在牺牲前写下的那封遗书。当镜头推进到信件特写时，陈达邦的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
看完电影后，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找到了陈掖贤。他们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银幕上那位英勇的女英雄，就是他的生母。
组织上向陈掖贤出示了相关的档案材料。那些泛黄的文件记录着赵一曼的革命历程，也记载着她不得不将幼子交由他人抚养的无奈。
更让陈掖贤震撼的是，电影中那封写给＂宁儿＂的遗书，竟是写给他的。这封信在革命历史文献中被完整保存了下来。
身份确认后，组织上对陈掖贤格外关照。他被保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启了新的人生阶段。
在大学里，同学们知道他的身世后，都对他特别照顾。但陈掖贤仍然保持着独来独往的习惯。
大学毕业后，组织将他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这份工作为他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保障。
组织上考虑到他烈士子女的特殊身份，特批了一笔抚恤金。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陈掖贤当场拒绝了这笔钱。
在北京工业学院，陈掖贤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他对待教学工作一丝不苟，在课堂上认真负责。
然而，生活中的陈掖贤却显得格格不入。他的宿舍经常杂乱无章，个人卫生习惯也不太好。
同事们都不愿意和他同住一个宿舍。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使得他在工作之余的生活更加孤独。
每个月69元的工资对于当时来说并不算少。但陈掖贤却总是在月初几天就把钱花光，常常需要预支下月的工资。
1957年，陈掖贤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时刻。他与张友莲结婚了，似乎生活即将迎来转机。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陈掖贤依然保持着随意花钱的习惯，不愿将工资交给妻子打理。
随着两个女儿的出生，家庭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夫妻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最终，这段婚姻以失败告终。两个孩子被送到亲戚家抚养，陈掖贤又回到了独来独往的生活。
饥荒岁月引发良知自省
1960年，整个中国都笼罩在一场大饥荒中。北京街头的行人面黄肌瘦，就连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专程从外地赶来看望儿子。推开宿舍的门，看到的是瘦骨嶙峋的儿子和他那间杂乱不堪的房间。
陈达邦身为国务院工作人员，有资格享受特殊待遇。他决定带儿子去政协礼堂的餐厅改善一下伙食。
餐厅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盘丰盛的菜肴。其中一道红烧狮子头正是陈掖贤最爱吃的。
父子俩坐在宽敞明亮的餐厅里，周围零星散坐着几位高级干部。他们面前的餐盘里同样摆放着精致的菜肴。
这顿饭吃得并不愉快，陈掖贤的目光不时扫向餐厅的窗外。窗外，普通老百姓正在排队领取定量口粮。
回到宿舍后，陈掖贤拿出纸笔开始书写。他用一首《忆秦娥》的词牌，记录下了这次就餐的经历。
这首词连同一封信被送往中南海，收信人是毛主席。信中详细描述了在这个特殊时期，政协礼堂餐厅里发生的一切。
工作人员将这封信放在毛主席的案头。主席拆开信件，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读完信后，毛主席看到落款是＂陈掖贤＂，立即认出这是赵一曼烈士的儿子。主席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不做追究。＂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检举信通常会给写信人带来麻烦。但主席的这句话，为陈掖贤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这封信的内容很快传开，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协礼堂餐厅的特供制度也随之有了一些调整。
然而，这件事给陈掖贤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他开始躲避同事，减少外出，把自己关在宿舍里。
同事们都知道了这件事，但没有人指责他。相反，大家都理解一个烈士之子对特权现象的不满。
日子一天天过去，陈掖贤的生活习惯依然没有改变。他仍然不修边幅，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这顿饭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他更加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流。
就这样，一顿看似普通的父子聚餐，却因为陈掖贤的这封信，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笔特殊的记录。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特权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良知的故事。
英雄血脉终陷无尽悲剧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也未能幸免。这位在国务院任职的老干部被批斗，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
不久后，陈达邦在运动中去世。这个打击让本就性格孤僻的陈掖贤更加封闭自己。
北京工业学院的同事们发现，陈掖贤开始整日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他的房间堆满了杂物，连床铺都难以找到。
一位热心的同事尝试帮他整理房间，却被他拒之门外。从此，更少有人愿意接近这个脾气古怪的人。
工资发下来的第一天，陈掖贤就会把钱花个精光。他经常光顾学校附近的小店，买些不必要的东西。
有位老同志看不下去，主动提出帮他管理工资。这位同志每周定期给他一部分钱，保证他能够维持基本生活。
这样的管理持续了一段时间，但陈掖贤无法适应这种被约束的感觉。他与这位好心的同志发生争执，从此再无来往。
即便如此，陈掖贤对待工作仍然一丝不苟。他的课件准备得十分充分，讲课认真负责。
七十年代末，陈掖贤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他常常整夜整夜地失眠，面容也越发憔悴。
医生诊断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但他拒绝接受治疗，依然固执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1982年的夏天特别闷热，北京城笼罩在一片潮湿中。这是陈掖贤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
8月的一天，当同事们发现他没有准时来上课时，立即感觉到不对劲。他们找来钥匙，打开了陈掖贤的房门。
房间里，55岁的陈掖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选择了用最极端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
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些泛黄的照片。照片里是年轻时的赵一曼，英姿飒爽地站在东北的雪地上。
学校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参加仪式的人不多，大多是他的同事。
消息传到各界后，很多人惋惜这样一个烈士之子的悲剧性结局。有人说这是时代的悲剧，有人说这是性格的缺陷。
但无论如何，陈掖贤的一生都深深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他既是革命烈士的儿子，又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
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更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缩影。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